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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從“避世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時間:2019-08-02 來源:中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作者:蔣星星 本文字數:8355字

        五四運動前后瞿秋白思想的嬗變及其當代啟示

        摘要:五四運動是瞿秋白思想嬗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五四運動之前, 瞿秋白的人生觀是二元的, 即“名士化”傾向的避世觀與“菩薩行”傾向的厭世觀。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 瞿秋白先受到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并在接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 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為尋求中國問題的政治解決, 瞿秋白進而選擇親赴蘇俄探求革命真理, 并最終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在這一思想嬗變過程中, 其身上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砥礪奮斗、勇于擔當的精神, 將對新時代中國青年有著很大的啟發。

        關鍵詞:五四運動; 瞿秋白; 思想; 嬗變; 啟示;

        作者簡介: 蔣星星 (1995-) , 女, 碩士生, 從事專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收稿日期:2019-06-01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馬克思人學語境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范式研究 (15YJA710007);

        The Transmutation of Qu Qiubai's Thought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JIANG Xingx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transmutation of Qu Qiubai's thought.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s outlook on life was dualistic, that is, the view of avoiding the world with the“scholarized”tendency and the pessimism of the“Bodhisattva”tendency.After the baptism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was first influenced by Tolstoy's anarchism and began to turn to Marxism after touching the“Marxist Theory Research Society”.In order to seek a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Chinese problem, Qu Qiubai chose to go to Soviet Russia to explore the revolutionary truth,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communist belief.In the process of thi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struggle, and bravely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in Qu Qiubai will have great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Keyword: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thought; transmutation; revelation;

        Received: 2019-06-01

        瞿秋白“以俄為師”, 在中國率先提出“互辯律唯物論”, 并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率先在中國系統全面地進行傳播, 是我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和實踐者。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 研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過程, 瞿秋白則是無法回避的關鍵人物。只有考察瞿秋白正式投身于理論傳播之前的思想嬗變軌跡, 才能理解他后期理論研究與傳播的邏輯。從1899年出生到1922年“餓鄉之行”這一期間, 尤其是經歷了五四運動后, 瞿秋白如何從一個沒落的“少爺”成長為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對我們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從瞿秋白由一個“避世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身份轉變來分析其思想嬗變的軌跡, 以及這一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對新時代中國青年的影響。

        1“二元人生觀”:避世觀與厭世觀

        “一部分的經營我‘世間的’責任, 為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間’的功德, 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1]20在世間“名士化”傾向的只讀書鉆研的避世觀和出世間“菩薩行”傾向的求對當時社會問題解決的厭世觀交織在一起, 使瞿秋白陷入內心的自我矛盾之中。這是五四運動之前瞿秋白思想情緒的具體體現。

        1.1“名士化”傾向的避世觀

        瞿秋白的避世觀主要表現在他精神上絲毫不關心社會政治現狀, 唯憑借著教書一職來維持基本生計, 閑暇之余只和氣性相投之人一起研究詩詞和經籍, 從而與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相隔的狀態。列寧曾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 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2]440實際上, 瞿秋白的避世主義人生觀的形成深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其從小成長的家庭環境。瞿秋白出生于一個逐漸走向沒落的“仕宦之家”。其父瞿世瑋曾長期無業, 閑居在家, 但因一直寄食于叔祖父處, 就這樣瞿秋白靠著親戚的接濟也過了幾年衣食無憂的“少爺”生活。但好景不長, 家中的生活狀況不斷地惡化, 因貧困而輟學家中, 其母金衡玉更是被逼無奈服毒自盡, 這些都給瞿秋白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最終只得“一家星散, 東西飄零”[1]15的結局。此時的瞿秋白深刻地感受到社會現實的殘酷以及人與人關系的冷漠。他無心于社會政治問題, 說出了“雖然正是袁世凱做皇帝夢的時候, 政治思想絕對不動我的心懷。思想復古, 人生觀只在于‘避世’”[1]24的想法。二是當時整個時代背景的影響。少年瞿秋白成長的時代, 正是中國社會大變革時代。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 但真正的“自由”“平等”“民權”并未到來。黑暗與戰亂的軍閥統治時期, 土匪寇盜式的獨裁制度讓中國人民生存在水深火熱之中。此時的瞿秋白雖已看出舊社會病態的存在, 內心亦是痛苦的, 但又無可奈何, 于是“一激而成厭世的人生觀:或是有托而逃, 尋較遠于政治科學的安頓心靈所在”[5]24, 就選擇了逃離政治這種消極的態度, 以過好自己“枯燥無生意的生活”。封建體系的崩潰必然導致“士的階級”的破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士的階級”處于“最畸形的社會地位”中, “瀕于破產死滅的一種病的狀態”[1]14。瞿秋白將他的家庭變故與個人遭遇看作是“士的階級”破產的一個具體過程體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士的家族的破敗、社會政治的黑暗, 這都讓當時瞿秋白感到無盡的不滿與苦悶。因此, 他的內心深處只想著逃離這個絕望現實處境, 陷入避世主義的人生觀。

        1.2“菩薩行”傾向的厭世觀

        帶著內心的不滿與苦悶, 瞿秋白辭去了原先教師工作, 隨堂哥瞿純白去到北京繼續求學。在俄文專修館學習期間, 瞿秋白苦研哲學、佛學, 并深受影響, 在對待社會現實的人生觀方面從避世觀轉為了厭世觀。“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厭世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多。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1]24-25人生觀從避世觀轉向厭世觀, 表現了瞿秋白不再僅僅是對社會現實的消極逃避, 他開始直面當時令他厭惡的黑暗的社會政治, 也正因如此, 促使其產生想要通過自己努力來改變中國社會的愿景, 從認識世界開始走向改變世界。自從進入俄文專修館以來, 瞿秋白夜以繼日地研究哲學, “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1]20, 這就是他想要救中國的這種新的人生觀表現。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 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 而就有菩薩行而為佛教人間化的愿心。”[1]25這里, 瞿秋白受到了胡適“再造文明”思想的影響, 試圖通過研究與整理國故, 令今文學中的積極思想得以傳承與發揚, 這實際上就是對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價值觀念進行再次“創造性”建設的一個過程, 想以此解決當時的中國社會問題, 實現以文化救中國。同時, 他一直專注于佛學的研究, 試圖通過汲取佛學中的精華來解決其以后的人生問題。正是在佛學的指引下, 他產生“佛教人間化”和“菩薩行”思想。為了國家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 他渴望當時的統治者把人間社會能改造成理想中的天國那樣, 但并不是倡導人去追求一個虛幻的天國。這種“菩薩行”傾向的厭世觀里面含有救世的積極內容, 相比較只是一味消極逃避現實的避世觀而言, 無疑是一種新的人生觀。此時他內心深處占主導地位的是渴望解決社會問題的民主革命主義思想。

        綜上所述, 五四運動以前的這段時間, 瞿秋白的思想主要是避世觀和厭世觀。避世主義人生觀下具有“名士化”的傾向, 但隨著各種進步理論、“士的階級”腐朽、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的影響, 瞿秋白的反封建意識被激發, 內心朦朧的民主思想逐漸地萌發, 開始渴望解決社會問題。可見, 瞿秋白“潛在的紳士意識”和“懺悔的貴族”的情緒所引起的避世主義和厭世主義情緒中產生了救世思想的積極內容。直到五四運動的爆發, 瞿秋白思想才又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2“自定出流”:從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爆發之后, 瞿秋白投身到實際斗爭中, 同時, 還組織創辦《新社會》雜志, 此時的思想情緒一直沉浸在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中。直到1920年3月, 瞿秋白接觸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 思想方面漸漸地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

        2.1 受到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在瞿秋白的思想發展過程中, 五四運動是其思想嬗變的一個重要的節點。從此, 他從書齋走向社會, 思想首次與社會現實接觸, 開始通過實際的斗爭, 積極探究中國的出路與社會改造問題。正如他所說:“五四運動陡然爆發, 于是卷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1]25他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積極投身到一系列愛國主義學生運動之中, 并以俄文專修館學生總代表的身份, 成為了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在經歷了這些學生運動之后, 他更加“明白‘社會’的意義”[1]25。《新社會》創刊后, 瞿秋白以一篇篇的文章的方式來揭露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 抨擊時政, 宣傳新思想, 提倡改造和革新社會。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 關于社會主義的流派非常之多。此時的瞿秋白由于未能通過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思想解決中國出路問題, 開始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在受到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下, 他開始有了朦朧的社會主義信仰, 但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正如他所說:“我同鄭振鐸, 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 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3]694其思想情緒一直游走在托爾斯泰的愛的世界觀里, 試圖以“愛”的標準去探索社會組織中的法律、宗教以及道德問題。他在《社會與罪惡》中指出, 是否培養絕對的“愛”是一個社會制度是否良好的衡量根據。絕對的“愛”是功德罪惡的標準, 這種愛是“偉大的, 普遍的, 萬能的心識”, 不管是在社會中的人, 還是組成宇宙的“物”, 都在其約束的范圍之內。[4]65同時, 瞿秋白還認為通過博愛的精神和懇切的語言來感化他人, 然后再實行普及教育, 使全民得到啟蒙與覺悟, 如此的和平方式來改造社會才是到達新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因此, 他主張要“竭力傳播德漠克拉西”, 對人類的生活條件進行改善, “實施平民教育”, “實行‘工學主義’, ‘學工主義’”, “研究和傳播科學”[4]25。在同時期的其他人中, 毛澤東也深受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并接受了它。毛澤東也主張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來實現新社會的改造, 企圖用“忠告運動”以及“呼聲革命”等溫和的政治方式來解救當時中國。但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具體措施上, 毛澤東則認為可以效仿日本人武者小路實篤的設想, “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5]237來建設新村, 實驗新生活。但這個新村具體是個什么樣性質的, 毛澤東也沒有明確指出, 只是其自我一個模糊的空想社會主義幻想。這一點與瞿秋白的無政府主義又有些不同。

        2.2 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

        隨著中國革命斗爭的深入和自身對于真理的渴望, 瞿秋白的思想認識又發生了變化。《讀〈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一文的發表說明此時的瞿秋白已開始了對托爾斯泰主義新村運動的否定, 表明他逐漸從托爾斯泰無政府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在文中, 他贊同了李大釗關于烏托邦派和歷史派的觀點, 并明確指出:“我以為歷史派的———馬克思主義派的直接運動不可少的……我想這或者是較普遍的較易的進步的辦法, 不至于像辦新村辦不好, 僅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4]60關于研究社會主義的新村運動, 他主張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歷史派才是直接對勞動階級有利的, 烏托邦派的新村建立只是一種“桃園”式的理想罷了。

        瞿秋白真正地轉向馬克思主義, 還是在其加入李大釗等人創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后。此間, 他對馬克思、列寧、河上肇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進行了學習, 促使其更加地了解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等理論。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引下, 瞿秋白主張武裝斗爭才是創造新社會的正確方式, 拋棄了之前一直堅持的和平的方式。《倍倍爾之泛勞動主義觀》一文是其思想轉向的重要標志。他在文中將托爾斯泰和倍倍爾對于勞動的觀點進行了比較:第一, 托爾斯泰輕視精神勞動, 不主張發展科學藝術;倍倍爾卻注重科學, 主張通過科學來提高生產力水平。第二, 托爾斯泰主張泛勞動主義和無抵抗主義, 鼓勵人們安于現狀, 負責任地做好自己的肉體勞動來維持生活就好, 任由資產階級無休止地剝奪。對此, 倍倍爾做出了強烈的批判, 他主張只有激烈的革命運動, 才能創造出新的社會。瞿秋白通過對兩者的比較, 十分贊同倍倍爾關于以革命手段取得勝利的理論, 稱贊其為“實際的改革者”。同時, 他也指出托爾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會”[4]78-79的觀點是錯誤的, 是不可能實現的。想要消滅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奪, 只有倍倍爾式革命的方法才是“我們達到目的的方法”[4]79。因此, 五四運動至《倍倍爾之泛勞動主義觀》的發表, 這段時間是瞿秋白從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時期。此后, 瞿秋白所發表出來的文章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導, 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罷工斗爭情況, 以解決中國勞工問題等社會問題。

        瞿秋白曾說:“我二十一、二歲, 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 理智方面是從一個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轉到馬克思主義。”[3]700正如他所說, 五四運動之后, 尤其是接觸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 他立志于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 并試圖運用其來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 摒棄了“二元論”世界觀和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 其思想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

        3“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 瞿秋白決心要“改變環境:去發展個性, 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份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1]26。也正是這份責任感促使其決定去第一個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蘇俄進行實地考察。他期望通過“餓鄉”之行, 求“實際的結論”, 尋“真實智識”, 然后再以己之力將其介紹并傳播到中國, 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為迷茫的中國人民尋一條新的光明的路。

        如若瞿秋白打開內心的自我束縛的鑰匙是五四運動, 那么蘇俄兩年多的社會主義實踐歷練就是其決心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助推器。在前往蘇俄的途中, 他通過在哈爾濱的短暫停留期間實地采訪了蘇俄的社會主義者等人, 初次意識到蘇維埃政權領導下的蘇俄所努力創建的社會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勞工神圣、平等博愛的理想社會。隨后的赤塔生活, 瞿秋白開始真正接觸和體驗到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以及許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讀物, 讓其對蘇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更多的了解。此時瞿秋白的思想情緒已經進一步向馬克思主義靠攏了。當然, 瞿秋白的共產主義信仰還是在莫斯科期間的見聞與學習確立的。在蘇俄的兩年多的時間里, 瞿秋白以一名記者身份, 寫下了大量關于十月革命之后蘇俄的社會現況報道, 秉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 如實向中國人民報道了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后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狀況, 給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全方位了解蘇俄的渠道, 從而對國內知識分子關于社會主義的探索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期間, 瞿秋白極力贊賞蘇俄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 認為正是由于蘇聯率先的社會主義實踐, 共產主義從此不再是“社會主義叢書里一個目錄”, 開始轉向“人間化”[4]223。在他看來, 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沒有國界之分、真正的自由平等的社會, 也是當時中國人民所向往的理想社會。但共產主義社會又不是隨隨便便、輕易就達到的。一方面, “世界及社會實際狀況的研究之恰切適用與否及‘民間去運動’之成熟與否, 是社會改造過程第一步所必當注意的”[4]223。他認為當時中國要想進行社會改造, 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 密切聯系廣大群眾。單靠教條地套用社會主義公式就想實現共產主義, 這是不可能的, 共產主義不是實驗室里的實驗結果而是通過實際行動的斗爭結果。另一方面, 他又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 實行共產主義的‘人’, 是‘人間的’。他們所以不免有流弊, 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現象。”[4]190隨著每個國家每個階段發展現狀的不同, 人們對于共產主義的認識免不了會有一些錯誤, 而一些錯誤的認識需要通過現實的革命實踐來檢驗與糾正。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階段是共產主義實現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人們只有通過不斷進行革命斗爭實踐, 才能找到通往共產主義的正確路徑。

        瞿秋白“以整頓思想方法入手……當時已經略略領會得唯實的人生觀及宇宙觀”, 成就了他“世間的‘唯物主義’”[1]31。這一時期的瞿秋白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非常實際且具體的, 在此基礎上, 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也是更加地全面且深入的, 從而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他開始唯物地回答了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物質先于精神而存在, 物質決定精神。因此, 針對文化藝術與客觀社會的的關系, 瞿秋白指出:“人類的文化藝術, 是他幾千百年社會心靈精采的凝結累積, 有實際內力作他的基礎。”[6]87換句話說, 文化藝術的形成是源于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種日積月累的心理積淀。同時, 他認為這種心理形成的實際內力是經濟, 也就是說, 經濟是心理的形成基礎。另外, 瞿秋白在唯物論的基礎上看問題的同時, 還體現出了其辯證法思想。當然, 瞿秋白思想在這一時期進步最大的還是在歷史觀方面, 他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與方法觀察當時社會, 分析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俄國的這次歷程, 促使瞿秋白確定了自身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 這不僅體現在其思想中, 還體現在其行動上。1922年, 瞿秋白通過張太雷的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此成為了一名真正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共產主義戰士。

        4 對新時代中國青年的啟示

        回顧瞿秋白的思想嬗變歷程, 他經歷了擺脫避世主義和厭世主義“二元論”矛盾階段, 經歷了否定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到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接受階段, 經歷了實地見證蘇俄社會主義建設, 真正確立共產主義信仰階段, 才慢慢地從一個消極的避世主義者蛻變成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瞿秋白之所以前后思想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主要源于:

        第一, 瞿秋白心懷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瞿秋白從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滋養, 即使在沒有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之前, 就開始心系著國家命運, 始終肩負著心憂天下、兼濟人世、治理國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深知“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道理。正是由于儒家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無私精神, 促使其努力地去尋找救國救亡的理論武器。因此, 他最初才能夠萌發以文化救中國的愿景。五四運動爆發, 他亦能夠積極投身于當時的愛國運動中, 宣傳新思想, 極力提倡改造和革新社會。甚至為探尋革命真理以解決中國問題, 不惜抱著“以寧死亦當一行”的心態前往俄國學習。因此, 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學習瞿秋白的這種精神, 無論何時何地, 心中必須常懷一顆愛國之心。愛國是每一個中國青年成為一個合格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建設者的基礎條件。

        第二, 瞿秋白心懷遠大的理想, 勇于砥礪奮斗。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瞿秋白起初整理國故、研究佛學, 想以文化救中國, 然后又受托爾斯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呼告人們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造, 直到最終確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真正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這一系列對中國道路的探索, 也就是瞿秋白為了實現自我遠大理想而砥礪奮斗的過程。遠大理想是目標, 不斷奮斗則是實現其目標的關鍵。因此, 新時代中國青年不僅要有遠大理想, 更要有勇于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而不斷進行嘗試與奮斗的決心。青春是用來奮斗的, 每一個中國青年都應立志做一名實實在在的奮斗者。

        第三, 瞿秋白不斷地錘煉自我, 勇于擔當起時代責任。面對當時中國社會一片黑暗的現狀, 瞿秋白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是自己當時應承擔的責任, 于是他選擇入俄去求一個“實際的結論”。在俄期間, 他系統全面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為后期回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時代呼喚擔當”[7], 每一個時代有著每一個時代的任務, 每一代青年也有著每一代青年的使命與責任。“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 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同人民一道,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7]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勇于擔當起民族振興的時代責任, 在擔當中錘煉自我的品德修養, 練就符合時代要求的過硬本領。

        綜上所述, 五四前后瞿秋白思想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從一個消極的“避世主義者”成功蛻變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其身上所體現出的愛國主義、砥礪奮斗、勇于擔當的精神品質正是我們新時代中國青年所需要始終學習的。為此, 每一個中國青年要讓愛國主義情懷牢牢的扎根于心中, 讓理想信念之花在心中常開, 通過不斷奮斗托起自己的小小青春夢, 擔當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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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 2019-05-01 (1) .

        蔣星星.五四運動前后瞿秋白思想的嬗變及其當代啟示[J].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5(0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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