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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學創作中的作家身份認同和眼界

      時間:2019-07-18 來源:江漢論壇 作者:王星虎,曉蘇 本文字數:6403字

        摘    要: 當代民族文學的創作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 少數民族作家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作了多方位的審視, 他們放眼世界, 接受國內外創作思潮, 已逐漸改變固有的思維定勢, 既表現出本民族獨特的文化主題、題材內容、情感思想和藝術形式, 又具有人類普遍存在的精神價值、審美向度和人文情懷。

        關鍵詞: 民族文學; 身份認同; 世界視野;

        隨著文化教育的普及, 更多的少數民族創作者加入漢語寫作的行列, 他們的民族, 或者有語言而沒有文字, 或者有語言也有文字, 但在文學表達上, 更多的是運用漢語言文字進行寫作。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學》與《民族文學研究》等期刊發表作品與評論, 開辟了民族文學的新園地。與“民間文學”的興起類似, 民族文學有一個漫長的學理論證過程。民間文學起初不是以作家文學為參照提出的基于人類學學科的概念, 在我們熟知的“文學理論”概念層面, 甚至無法用它來分析說理。1但既然冠以作家的稱號, 在民族學和文學的學科概念中, 到底重民族性, 還是更著重文學性, 抑或兩者兼有?鐘進文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基礎教程》中, 認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包括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兩大類, 和漢族文學有不同的性質, 該書對1980年代以來中國出版的各種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學史進行了介紹。2民族文學創作者如何既堅守民族身份, 堅守作家的藝術追求, 又具有世界視野, 他們在身份認同、存在價值、學理論證和藝術創造等方面究竟應該如何完善和提高, 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一、當代民族文學的創作土壤

        民族文學的繁榮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扶持, 作為這一創作主體, 少數民族作家在國家意識形態允許的范圍內, 遵守國家法律法規, 享受民族平等、共同繁榮的政策, 逐漸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 一些接受過文化教育的民族知識分子, 面對國內外各種新的文化沖突, 開始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創作題材、思想觀念、表現手法等方面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國家對民族文學的鼓勵與支持有目共睹。新中國建立之初, 在民族國家意識的強化下, 成立了國家民族宗教委員會, 進行了全國性的民族識別工作, 創建了中央民族大學, 培養民族干部、教師及文化學者。1980年《民族文學》雜志創刊, 第一期組織了全國各地少數民族作家發表了許多文學作品。后來還陸續舉辦了五期筆會、大專班和學習班等。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大力支持下, 與國家民委聯合設立了民族文學“駿馬獎”。1983年《民族文學研究》雜志創刊, 其宗旨不僅是對歷代少數民族文學遺產和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進行研究探討, 還重視對國內外民族民間文學史料的考辨和民族文學理論問題的探索。

        在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創作與研究繁榮狀態下, 各民族自治區、自治州縣、民宗局、民族研究所、民族院校、民族專業、民族學者, 在“百花齊放”、“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思潮影響下, 逐步發展成熟。民族作家紛紛拿起手中的筆, 書寫本土故事, 逐漸形成獨特的創作生力軍:滿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葉廣芩、凌力、趙玫、關仁山等, 蒙古族作家詩人瑪拉沁夫、牛漢等, 回族作家張承志、陳村、霍達等, 土家族作家黃永玉、田瑛等, 甚至一些人口相對較少的民族作家, 如鄂溫克族的烏熱爾圖, 達斡爾族的薩娜, 東鄉族的了一容等, 近年來也成為民族文學研究的獨特對象。

        近現代民族文學的繁榮, 與批評家和民族學者的論爭與推動是分不開的。隨著民族文學作品的增多, 批評家對這些作品的關注越來越多, 他們對作家作品的文化背景、主題內容、敘事方式、語言特征等作了有意無意的強調, 進行分類和提煉。如對曹雪芹《紅樓夢》的神話寓言, 沈從文的血統論, 莫言的民間文化運用, 韓少功《馬橋詞典》中的地方性知識和區域性語言實驗, 張煒《九月寓言》中方言的撒播, 張承志《心靈史》哲合忍耶的回族宗教思想, 阿來、扎西達娃等民族文化書寫及藏族身份的強調;作為培育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學》雜志, 每個作家都標識其少數民族的身份, 堅守民族雜志特色。當民族文學創作由單一化的視野, 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如張承志、扎西達娃等民族作家兼有地域民族文學、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等復雜的文學因素, 許多作品已經很難用某個民族、某種流派和思潮能夠劃定。

      民族文學創作中的作家身份認同和眼界

        目前民族文學的發展已呈現出一種開放性姿態。1985年我國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 這個學會吸納的不光是單純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 其包容性較廣, 結合《民族文學》等期刊上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歷年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獲得者, 民族文學創作在主題內容、思想意識、寫作風格等方面, 彰顯出強烈的民族特征。

        二、民族文學創作中的作家身份認同

        民族文學的創作主體是少數民族作家, 他們從小使用母語, 在民族區域語境中成長, 耳染目濡的都是民族語言文化。如果說語言本身帶有思維因素, 那么少數民族作家在創作之初, 他們使用第二語言時, 會遇到語言思維的轉化、民族詞語的選用、語法的差異、語義的確切性等問題。比如有許多少數民族的詞語表達與漢語是相反的:漢語的“水井”, 少數民族語言的語序為“井水”, 但意義表達的是“水井”而不是“某某水”。這些童年習得的潛在表達是漢族作家無法體驗到的困境, 當少數民族作家在長期創作實踐中, 熟練習得的漢語寫作技巧, 敘述已不再成為表述“障礙”時, 文學創作才真正走上軌道。在習得語言關之后, 少數民族作家面臨的是創作的審美體系, 他們的作品有本民族的獨特性, 也涉及人類終極關懷的普遍主題, 逐漸在文學普遍范式中表現出與漢族作家無差異的趨勢。這源于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認同, 即所謂的“文化身份”。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不光受到漢族作家的影響, 還直接受到西方各流派文學理論的沖擊。“到19世紀中葉, 東方已經變成, 正如迪斯累里所言, 一種謀生之道, 在這里, 人們不僅可以重新構造、重新復活東方, 而且可以重新構造、重新復活自己。”3后殖民理論認為某一文化主體, 可以視為少數民族作家的“自我”, 他們在文學和文化創作中所體現出的自身文化的本質特征, 就是對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 即文化身份意識的認同, 因此, 作家本人也不介意貼上“少數民族”的標鑒, 有時是民族自豪感等自然情感的表露, 有時也是出于獲得某種認可的考慮。

        民族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身份認同, 實質上是一種文化認同。表面上糾結于本民族文化特征, 其實內心追求的還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價值。“既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理念, 其深層次內涵還是人類共有的人性特質。只不過, 有些民族特征被作家和評論家有意強調和拔高了, 實際上應該有這樣一個相反相成的過程:正是因為少數民族作家有世界性的眼光, 才在這一前提下, 表現出本民族既獨特又有普遍價值的因素, 即使他所表現的是本地區本民族的, 也具有了世界性的人性特質, 由此才得到世界各民族國家的認同。

        《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章程》第十條規定:“尊重少數民族文學的傳統和特色以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創作, 大力培養少數民族作家, 促進各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與發展, 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文學交流。”少數民族大多數有語言無文字, 部分民族作家不用本民族語言創作, 而是采用漢語, 各民族民間文學歷代以口頭傳統的方式傳承, 有豐富的文學成果;其活態文學在傳承中會因傳承人的增減有所變化, 甚至消失。有文字的少部分民族, 其書面作品也只能在本民族中流傳, 難以形成有世界性的影響力。如苗語、布依語是建國后用拉丁文創建的, 普及度較難。而西藏、新疆地區, 各種書面形式、影視媒介, 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 但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作家”并不是以母語創作受到文壇的關注, 最終還是以漢語寫作獲得普遍認同。

        民族文學的漢語寫作呈現, 在當代文壇上早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對于許多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來說, 使用漢語, 實際上也是使用自己的母語或第二母語。如今回、滿兩個民族在文學創作上大部分已轉用漢語, 各少數民族均有兼用本民族語言和漢語的“雙語”作家。據統計, “蒙、藏、維、哈、朝、彝族等文字的文學創作都涌現出新成果。近幾年來僅蒙古族就有2000多人在省級以上刊物用本民族語言發表過作品, 其質量更勝于使用漢文的創作。”4在漢語方言和普通話通用, 甚至英語使用面廣泛的今天, 這種母語寫作在堅守本民族語言上究竟有多大獨特性和普遍價值, 也常成為各研討會爭議的話題。

        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民族文學》雜志4、5、6三期, 連續刊出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青年作家專號。與此同時, 中國作家協會、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等部門多次組織研討會對此進行了交流討論, “如果不看作者的蒙古族署名, 我會以為是漢族作家‘80后’的專號”。5這些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們, 有意無意地淡化了“民族性”特征。而更多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 對是否使用母語創作并不在意, 他們更看重的是在文化上是否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 如老舍的“京味”小說, 其漢語書寫呈現出滿族文化精神, 瑪拉沁夫表現的是內蒙古民族的草原文化性格, 張承志在漢語寫作中把回族“哲合忍”的心靈史表達得十分得體。阿來在《漢語: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語言》中認為:“如果漢語的月亮是思念與寂寞, 藏語里的月亮就是圓滿與安詳。我如果能把這種感受很好地用漢語表達出來, 然后, 這東西在懂漢語的人群中傳播, 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的這種描繪, 那么我可以說, 作為一個寫作者已經成功地把一種非漢語感受融入了漢語……漢語的感受功能、漢語經驗性的表達就得到了擴展。”6

        扎西達娃的《西藏, 系在皮繩扣上的魂》, 寫作風格與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相似。敘事上具有明顯的先鋒性, 超現實手法的巧妙運用, 把藏傳佛教里普通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理解的時空輪回, 放置到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在非藏族文化區, 則呈現出一種神秘的域外文化氣息。

        當代民族文學創作近來有了很大的轉變, 這些作品既有本民族普遍的人性思考, 又立足于世界性眼光和人類的普遍價值, 改變了狹隘的民族地域意識和固有的思維定勢, 甚至擺脫了中原文學與邊疆文學等漢語世界的文學觀念。許多當代作家與評論家更多考慮的是民族文學在文學世界中的意義。如劉俐俐對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作品進行解讀, “在漢語寫作平臺上, 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堅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礎上, 堅守作家的藝術生命?”7探討漢語寫作如何造就了民族文學的多元性, 在這多元性中如何突顯獨特敘述方式, 表現自己的生命價值觀。民族文學創作在民族文化身份認同上有復雜的雙重性和動態性, 本身有著特殊個體的自由表達, 又在民族的集體意識博弈中, 獲得一種相互妥協的合理中間狀態, 這種態勢往往把作家的創作經驗和從小受本民族民間故事、傳說等文化母題和表達方式融會貫通, 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敘事性文本。

        三、民族文學的世界視野

        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民族文學作品進行分析, 筆者發現老一輩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常出現的人物明確標注某族, 一些對話用漢語替代民族語音, 以及對民族生活的控訴與歌頌, 近來已轉向民族語匯的隱藏, 民族意象的漢語表達, 人性善惡并存的理性書寫。

        許多民族作家雖然是少數民族身份, 但他創作的作品并沒有明顯的狹隘意識, 不再強調單一的少數民族文化因素, 有的甚至超越了本民族文化范疇, 內容是本民族特有, 但表達方式更多加入了各種現代技巧;在思想上, 具有人類普遍價值, 讀者閱讀并沒有感覺出是什么民族身份的作者創作出來的。當下許多民族作家并非不愛自己的民族, 沒有民族自豪感, 而是在多樣化的文學創作樣式中, 有意無意地淡化其民族身份, 他們并不以少數民族身份為創作標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一些非“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 反而寫出明顯的“少數民族作品”, 因其偶然生活于少數民族地區, 或有感于異域風情而體驗生活。如漢族作家韓少功, 其《爸爸爸》就有湘西苗族原始習俗、族群文化、語言表述方式、谷神崇拜等少數民族文化特征。

        一個真正有意向漢語寫作努力的民族作家, 更關注的是自己的寫作是否對人類普遍的人性作了深廣的描寫, 他們大多數已突破了個體民族這個層面, 盡管其創作中表現出本民族特征, 但與民族學者所關注的民族因素恰恰相反, 學者認為民族性也是人類普遍的存在, 不過, 這種民族身份的強調, 對文學性來說, 已不是“作家”的文學本質, 而是民族人類學的學科追求。學者劉大先希望文壇改變對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評價態度, “當務之急, 是擺脫主流/漢語文學批評影響的焦慮, 樹立自己獨特的批評品格。這需要批評家批評范式的轉型, 有效吸收民俗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跨學科批評理論, 明確自己的批評態度, 建立自己獨特的批評理論體系。”8

        隨著“民族文學”、“文學地理學”等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興起, 近年又涌現出許多交叉學科, 這些邊緣研究逐漸突顯出趨向“中心”的意味, 如葉舒憲、方克強等學者提出的“文學人類學”, 此概念界定:“文學人類學, 在文學專業方面通常理解為以人類學視野思考和研究文學的學問。……是以文學方法展開民族志寫作的創新性表述方式, 目的是盡量避免西方學科范式和術語在表述原住民文化時的隔膜與遮蔽作用, 盡可能帶有感性地、完整和豐富地呈現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9在文學創作上, 民族志意義的“原生態”書寫在文學創作上也許只是學理層面的理想狀態, 作家寫作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寫作手法中力求異質性的表達則是創作的生命。

        近年來一些作家, 包括少數民族作家, 他們兼有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背景, 創作小說、散文和詩歌, 給中國文學創作帶來新的范式, 如“小說前沿文庫”出版霍香結的小說《地方性知識》, 作者是人類學、語言學者, 通過對湯錯這個村莊的田野考察, 從地理、語言、風俗習慣、動植物等方面, 作細微的故事性文學描寫。侗族作家潘年英本是民族文化學者, 他的小說善于在一個民族群區域中表達民族深層的歷史, 通過文學性的文化事象和圖像來敘述故事, 思考新時代觀念與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碰撞下的民族文化沖突。

        近年楊義先生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構想, 筆者頗為認同。楊義對中國文學作了重新審視, 顛覆了傳統的漢族中心主義的文學史的寫作模式, 突破了近代以西方的文學理念作為價值體系的中心論。他不僅意在打通雅與俗、深層文化與淺層文化的界線, 還認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一種復合文化, 經過漫長曲折的逐漸融合, 漢族聚居地的黃河、長江文明與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文明, 存在著中心和邊緣的互動結構, 形成一種“邊緣活力”10。當中原漢族文化呈現僵化態勢, 失去創造性活力的時候, 邊疆少數民族的邊緣文化就向中心文化發起挑戰和進擊, 注入一種新鮮的原始藝術活力和奇異的思維體系, 使整個中華文明在歷史演進中, 不斷重組和融合, 表現出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們認為, 這些論述對民族文學的創作方向, 具有一種宏觀的歷史指導性意義。

        當代民族文學既有本地民族的風情, 又有人類普遍的關懷, 與老一輩民族作家相比, 已不再是單純的情感表達, 而是呈現了復雜的民族文化憂患意識。他們對民族獨特文化的書寫, 也不僅僅是表面的展示, 還深入到民族潛在的心理意識中。我國各民族文化都有自身獨特的民俗、心理、思想和藝術價值, 這些綜合性文化藝術的表達, 在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 豐富中國思想文化和藝術等層面,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學使漢語文學的審美力和表達力得到拓展, 把母語中的潛在寫作意識融入到漢語文字審美的言說中來, 使自身文化所表達的情韻和思緒能夠被民族內外讀者, 甚至西方各語系的讀者理解和認同, 這才是民族文學獲得更高認同度的內在潛質。

        注釋

        1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第25頁。
        2 參見鐘進文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基礎教程》,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 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 王宇根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第214頁。
        4 劉茜:《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回顧與展望——〈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審讀座談會綜述》, 《中國文化報》2012年4月19日。
        5 興安:《少數民族青年作家要有更高的標準和目標》, 《文藝報》2011年12月5日。
        6 阿來:《漢語: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語言》, 《當代文壇》2006年第1期。
        7 劉俐俐:《漢語寫作如何造就了少數民族的優秀作品——以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作品為例》, 《學術研究》2009年第4期。
        8 劉大先:《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反思與重建》, 《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
        9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教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22頁。
        10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9頁。

        王星虎,曉蘇.民族文學創作的身份認同與世界視野[J].江漢論壇,2019(06):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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