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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民事訴訟法的構建的思路下民法典的編纂建議

      時間:2018-10-23 來源:河南社會科學 作者:王德新 本文字數:9401字

        摘要:當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工作已經再次啟動。民法典的編纂不能僅僅從民法學的視角設計制度,還必須妥善處理與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立法和司法解釋的關系。特別是在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的分離、民法中的證據法規范的設計、司法裁判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以及訴訟侵權行為的民事法律責任等問題上,必須基于與民事訴訟法協同構建的思路,才能編纂出一部科學、嚴謹和適合國情的民法典。

        關鍵詞:民法典; 民事訴訟法; 協同構建;

      民事訴訟

        2015 年12 月27 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表示,民法典編纂已列入調整后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制定一部什么樣的民法典、如何破解民法典制定中的各種學理和制度設計沖突問題,是法學界必須認真思考和回答的重大問題。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的協同構建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國民事訴訟法日益完善,且有縝密的司法解釋配套,因而制定民法典應盡量避免民事實體法與民事程序法的重復,為民事訴訟法實現其程序價值留有足夠的空間”①。不僅如此,跳出民法學的傳統思維,從訴訟法的視角對民法典編纂提出合理化建議,也是民法典編纂工作迫切需要的。本文擬從四個方面對此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的分離與統一

        民事主體制度與民事訴訟主體制度分別以“什么是人”和“什么人可以起訴或被訴”為基本問題,在實體法和程序法領域分別成為各自的基礎性制度。實體法學者和程序法學者也分別在各自領域展開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但同時也存在自說自話的現象,跨部門法對話交流的并不多見,以至于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相對分離論”十分流行,焦點在于非法人團體、胎兒、死者的法律地位問題。

        民事主體,是指能夠參與民事法律關系,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實體②。在民法發展史上,民事主體經歷了從一元到二元的演進過程。古羅馬法采取“自然人”一元民事主體結構,尚不存在“法人”的概念。1900年《德國民法典》第一次在立法上使用了“法人”的概念,確立了自然人和法人二元民事主體結構。善于抽象思維的德國民法學者還創造了“權利能力”一詞,用以指稱一個人作為民事權利享有者和法律義務承擔者的能力③。但與此同時,德國法上出現了“無權利能力社團”(即非法人社團)一詞,其雖然與法人有相同的實質(社團組織),但因未登記取得法人資格而不能成為民事主體,只能比照適用合伙法。新中國的民法學深受大陸法系和蘇聯民法理論的影響,基本上沿襲了前述自然人和法人二元民事主體結構理論,這體現在1986 年的《民法通則》中。此后,盡管一些民事單行法做了一些突破性規定④,但在解釋論層面仍然一般性地承認非法人團體的民事主體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各類型的非法人團體(如法人的分支機構、外商獨資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茁壯成長,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糾紛、引起訴訟不可避免,為解決實踐的迫切需求,訴訟法上產生了“訴訟權利能力”的概念,規定“其他組織”也可以作為訴訟當事人⑤,從而導致了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的分離。為了解釋這種立法上的分離現象,訴訟法學引入了“形式當事人”“訴訟目的論”等理論⑥,試圖從超越實體法的思路進行解釋。但是,非法人團體作為訴訟當事人,在民法上缺乏權利能力,在勝訴時如何行使裁判賦予其的“民事權利”?在敗訴時如何履行“民事義務”?縱然訴訟法領域建構了一套理論,但裁判執行的難題無法回避。有學者指出,民事主體與訴訟主體的分離現象讓人“無法理解”,兩者之間存有“無法調和的矛盾”⑦。根本性的解決之道,還在于通過民法典一般性地賦予非法人團體以民事主體地位。

        關于自然人的民事主體地位,大陸法系和我國的民法大都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民法通則》第九條)。但是,訴訟法學界通常認為存在兩個例外:一是《繼承法》第二十八條關于“胎兒預留份”的規定,說明尚未出生的胎兒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二是著作權法關于作品人格權保護期限的規定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死者名譽權的有關批復、解釋⑨,似乎表明死者也具有民事權利能力。這兩種情形,被訴訟法學者認為是民事主體與民事訴訟主體分離的有力證據⑩,并在訴訟法學上發展出了“訴訟實施權”“訴訟擔當”“訴訟信托”等理論。對于這類問題,究竟是適宜通過民法理論而在民法典編纂中解決呢,還是更適宜通過訴訟理論和立法解決呢?首先,對于胎兒的權益保護問題,世界上存在三種立法主義,即總括保護主義、個別保護主義和絕對主義11。因此,是否賦予胎兒民事主體地位是一種政策選擇問題,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如果采用前述的司法裁判的執行作為標準,則胎兒的保護不易在民法典中作為一般民事主體對待,但在特定的情形下(如繼承法)可以例外賦予其民事主體地位,也就是宜采取個別保護主義,這樣審判、執行起來都不會有問題。其次,關于死者是否有權利能力的問題,在現實世界中對死者名譽等的保護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真正的意義還在于對繼承人等生者利益的尊重和保護,以及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民法典解決問題的思路,既可以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也可以賦予繼承人等生者對此享有實體權利——這是一個政策選擇問題。按前一思路,仍然要借助于訴訟擔當等訴訟理論;按后一思路,則直接實現了民事主體與訴訟主體的統一。如何選擇,考驗立法智慧。

        二、民法典中的證據法規范的技術設計

        民法既是規范法,又是裁判法,具有司法裁判功能。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民法典,只有單行民事立法,會造成法官查找法律、適用法律、解釋法律等諸多困難,難以充分發揮民法規范的裁判功能12。法官在審判過程中,除了程序合法以外,至關重要的就是努力追求實體公正。實現實體公正依賴于兩個基本因素:一是合理地查明事實真相,二是正確地適用實體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查明真相具有更加優先的重要性,因為它構成了正確適用實體法的前提。這就決定了證據法的雙重屬性,既有程序法的特性,也有實體法的特性。從立法上看,盡管大陸法系國家將證據法規范大量設置于訴訟法典之中,但民法典中也大量存在顯性和隱性的證據法規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法國民法典》在第3編第6章“債的證明與清償的證明”中分別對“書證”“人證”“推定”等作了規定,條文多達55個。

        我國編纂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吸收訴訟法和證據法專家的意見,對民法典中的證據規范予以審慎設計。下面著重討論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有關證據形式的規范。民法出于規范民事主體交易活動、保障交易安全的考慮,對民事行為的形式、方式有所要求。例如,我國《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并規定,法律、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或者當事人有特別約定的,從規定或者約定。為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條規定“借款合同采用書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間借款另有約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五條規定“租賃期限六個月以上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電子簽名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為其采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等。這類民法規范構成了對證據形式的法定要求,一旦發生訴訟,那些不能滿足形式要求的證據因不具有證據能力,而不能被法院用作認定事實的根據。基于這種嚴重的后果,在民法典編纂中,除了需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形式方式的設置要詳加斟酌之外,還要特別注意電子商務的發展對民事活動和訴訟證明所帶來的挑戰。

        第二,有關推定和擬制的規范。推定和擬制,都是爭議事實的認定方法,也是訴訟證明的方法。推定,是指在甲事實存在時,直接認定乙事實也存在13。推定按其是單純地依據生活經驗還是法律規定,分為事實推定和法律推定,兩者的區別僅僅在于是否為法律所明確承認。盡管如此,法律推定的本質仍然是甲、乙兩事實之間存在一定高度的蓋然性,這種蓋然性是符合生活經驗的,為免去證明困難、節約司法資源而特意做的制度安排;由于只具有一定的蓋然性而非必然性,故允許對方提出相反證據予以反駁14。民法上大量存在法律推定條款,特別是在主觀過錯的認定方面(過錯推定),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建筑物致害的案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等。與推定不同,“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15。在立法技術上,法律擬制經常以“視為”為標志,并且擬制的效果不許反駁推翻16。僅在《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包含“視為”的條款就有10條之多。在民法典的編纂中,立法者除了要對哪些事實推定需要上升為法律推定詳加斟酌之外,還要嚴格區分推定和擬制,以免誤用17。

        第三,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規范。證明責任理論解決的是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的風險分配問題,因理論地位重要,被譽為“民事訴訟的脊梁”18。當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哪一方當事人承擔敗訴后果呢?英美法系基于事實出發型的裁判思維,認為應當由法官在個案中根據公平、舉證能力、蓋然性等因素裁量決定。大陸法系基于法規出發型的裁判思維,認為應當按照實體法預先規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來分配敗訴風險。德國法學家羅森貝克在1900年提出了一種傳承至今的學說,“從根本上講,只能提出一個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適用特定的法規范其訴訟請求就不可能有結果的當事人,必須對法規范要素在真實的事件中得到實現承擔主張責任和證明責任”19。換言之,在訴訟中主張一項權利的人,應當對權利成立要件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反對該項主張的人,應當對權利妨礙規范、權利消滅規范、權利阻礙規范的要件事實承擔證明責任。由于其以民法規范的類型化分析為基礎,又稱證明責任分配“規范說”。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學領域,證明責任(或舉證責任)理論是伴隨著1987年前后各地法院有關“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的議論而發展和成熟起來的。早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就已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此即“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源頭,但是該條文太過粗糙,不具有操作性,在最高法院就證據制度進行的多次調研中,證明責任分配是各地法院備受困擾的首要問題20。為此,最高法院先后通過多個司法解釋試圖對證明責任分配規則進行細化,最終,2015年的最新司法解釋還是回歸了羅森貝克創立的證明責任分配“規范說”21。坦率地說,在我國民事立法采取松散式單行立法的狀況下,由于法條之間缺乏邏輯的嚴謹性,難以為證明責任分配“規范說”提供立法支持。在民法典的編纂中,立法者有必要吸取我國訴訟法學界和司法界30多年來不懈研究的成果,以“規范說”為基本理論前提,對民法的各種構成要件條款和條文的語言表述進行精心設計。如果錯過了這一絕佳時機,則我國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仍將長期處于混亂無序之中。

        三、司法裁判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

        民事實體法與民事訴訟法雖然旨趣相異,但彼此牽連,相互觸動:一方面,民事訴訟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綜合作用的“場”,司法裁判就是這種綜合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和確定,又會反過來作用于民事程序法和實體法律關系,產生一系列的效力。圍繞裁判效力問題,大陸法系形成了裁判的拘束力、形式確定力、實質確定力(既判力)、執行力和形成力等龐雜的理論體系。下面選取司法裁判對民事法律關系產生重大影響的兩個問題,以期拋磚引玉。

        第一,物權變動效力。在民法上引起物權變動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民事主體的法律行為之外,還包括繼承、國家征收、法院判決與強制執行等法律事實。兩者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前者需要當事人意思表示,后者不以當事人的主觀意思為轉移;二是前者需要公示才能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后者則不需要。原因是,后者無涉物權交易安全,且裁判對物權效力的影響強于公示,故無需再公示22。我國《物權法》即采納了這種見解,第二十八條規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決定等,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決定等生效時發生效力。”雖然立法已經解決了裁判能否引起物權變動的問題,但仍有一些細節值得研討:(1)訴訟法理認為,只有形成之訴中的形成判決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或消滅的效力,此即判決的形成力或創設力23。但是,史尚寬先生認為,引起物權變動的法院判決須為直接判與原告以所有權之判決,并將為當事人創設所有權的判決分為四種:即分割程序之判決;疆界之訴的判決;因離婚之訴歸于原告之所有之判決;因原告有對于所有人之物的登記請求權,于所有人拒絕時,經法院判屬于原告所有之判決24。問題是,確認之訴的判決是否也能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從生活經驗觀之,民法應當承認之。(2)法院的生效調解書能否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在瑞士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上,均認為裁判上的和解或承認等同于判決,因此,民事調解書應與判決書一樣可引起物權變動。(3)給付之訴的判決生效后,法院的強制執行行為能否引起物權的變動?根據我國民訴法的規定,執行處分行為主要包括拍賣、變賣、以物抵債三種,三者均以執行法院作出生效裁定為前提,如此則應當賦予其物權變動效力。

        第二,債權確認效力。自2001年武漢出現全國首例“拍賣判決書”事件以來,判決書叫賣、買賣、拍賣或轉讓的現象屢見不鮮25。在我國,這仍然是一個法律灰色地帶,經常被認為是違法甚至是犯罪,2005年就發生了一起農民因拍賣判決書被公安機關以“買賣國家機關公文罪”刑事立案的事件26。那么,判決書是否可以買賣或轉讓?買賣判決書的行為到底是什么性質?買賣判決書這種行為的確會對司法權威產生負面影響,學界對其性質也存在爭議,但也絕對達不到構成犯罪的程度。我們需要理性地對待此類行為,從表象上看買賣的對象是司法機關的判決書,但本質上買賣的標的是判決書所載明的民事權利。換言之,判決書只是一種債權憑證,買賣判決書在性質上只不過是債權的轉讓而已。其難點其實更在于程序法方面,即轉讓成立后,受讓方是否有權申請強制執行問題。但是,實踐中人們為什么一般性地爭議買賣判決書的合法性呢?關鍵原因在于民法理論的不健全,對司法裁判在民法上的效力、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是否可以作為債權憑證、司法確認的債權在轉讓的要件和效力等問題缺乏足夠的研究,這在民法典的編纂中是應當注意的。

        四、訴訟侵權行為的民事法律責任問題

        關于民事侵權行為的認定及其責任,各國民法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卻很少直接對其下定義,“一個令人滿意的侵權行為的定義,至今尚未找到”27。在西方民法史上,侵權從一開始就是與“過錯”一詞相連的28;也有人著重從行為人違反法定的注意義務的角度討論的29;對于侵害的對象是“民事權利”還是模糊的“受法律保護的利益”也有爭論,張新寶教授認為,“必須通過對侵權行為作擴張解釋:侵害的‘權’不僅包括民事權利,而且包括受法律保護的利益”30。我國《侵權責任法》著重借用了最后一個思路,該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對于訴訟領域引發的民事侵權行為及其責任問題,民法學界一直沒有給予太多關注。

        訴訟侵權行為是本文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用來指稱濫用民事訴權給他人權益造成損害的行為。分析這個概念,需從訴權談起。訴權,“作為當事人的一種權利,表現為當事人可以基于民事糾紛的事實,要求法院進行裁判的權利”31。通常情況下,只要當事人的起訴符合法定起訴條件,法院就應當受理和審判,于當事人而言不會產生侵權的問題。但是,訴權與其他權利一樣,也有其利用的限度問題,“客觀權利是一種有用的權利,這些權利存在于將要實現其作用的范圍內。超出這一范圍,權利的所有人便超出或濫用了這個權利。濫用權利的行為是一種與國家制度的目的和精神不相符合的行為”32,并有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就我國近年的司法實踐而言,濫用民事訴權呈現出形式多樣、發生頻繁的態勢。例如,一方當事人隨意提起訴訟騷擾他人33,一方當事人以虛構事實、偽造證據的方式提起虛假訴訟損害對方當事人權益,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實現轉移財產的目的,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詐害案外第三人,冒充他人騙取法院裁判文書等。對于這類現象,訴訟法學者往往分別稱之為“惡意訴訟”“訴訟欺詐”“虛假訴訟”等,并基于訴訟法的視角展開了較多的研究。但是,從民法的視角看,這類行為是否構成民事侵權行為(或者因其以訴訟的方式表現出來,稱其為訴訟侵權行為)?應當符合哪些構成要件?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民事責任?在國外,對濫用訴權的行為直接按照民事侵權行為對待并科以民事責任,幾乎是通例。但我國民法理論對該問題關注較少,在現行《侵權責任法》中沒有特別明示,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是值得重視和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

        注釋
        1蔣安杰:《中國民法典編纂進入關鍵階段》,《法制日報》2015年7月1日,第12版。
        2龍衛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3[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華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頁。
        4例如,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均可成為著作權主體;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七條規定,“具有代為清償債務能力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公民,可以作為保證人”;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等。
        5我國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四十四條規定:“有訴訟權利能力的人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由這些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作為法定代表人。”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對于“其他組織”的范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十條將其解釋為,“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但又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并列舉了九種情形。2015年2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十二條延續了舊有司法解釋的精神,但根據近年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將原來的九種情形調整為八種:(1)依法登記領取營業執照的個人獨資企業;(2)依法登記領取營業執照的合伙企業;(3)依法登記領取我國營業執照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4)依法成立的社會團體的分支機構、代表機構;(5)依法設立并領取營業執照的法人的分支機構;(6)依法設立并領取營業執照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7)經依法登記領取營業執照的鄉鎮企業、街道企業;(8)其他符合本條規定條件的組織。
        6江偉:《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肖建華:《民事訴訟當事人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7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民事訴訟法研討(二)》,三民書局1990年版,第102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十條規定: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保護期限不受限制;《著作權實施條例》第十五條規定,作者死亡后,前述權利由作者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保護,無此類人的,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保護。
        9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4月在《關于死亡人的名譽權應受法律保護的函》中稱,“吉文貞(藝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其母陳秀琴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1990年12月在《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法師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中重申了這一觀點,“海燈死亡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作為海燈的養子,范應蓮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訟”。1993年8月在《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五條中首次設置一般性的條文,規定“死者名譽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
        10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頁。
        1111總括保護主義,是指凡涉及胎兒利益的,均視為胎兒已經出生,即擬制胎兒享有民事權利能力,以瑞士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為代表;個別保護主義,是指胎兒原則上無權利能力,但在例外情形下有權利能力,以法國、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絕對主義,是指絕對不承認胎兒享有民事權利,不是民事主體,1964年蘇聯民法典采此例。
        1212王利明:《加快民法典制定促進法律體系完善》,《人民法院報》2014年10月15日,第2版。
        1313[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頁。
        141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三條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三)根據法律規定推定的事實;(四)根據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前款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的事實,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反駁的除外。”
        1515[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42頁。
        1616例如,《民法通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1717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關于這里的“推定”還是法律推定還是不可反駁的擬制,就曾引起學界的巨大爭議。參見梁慧星:《侵權責任法中的醫療損害責任》,《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1818張衛平:《民事訴訟:關鍵詞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頁。
        1919[德]萊奧·羅森貝克:《證明責任論》,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
        2020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民事訴訟法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頁。
        212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下列原則確定舉證證明責任的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一)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二)主張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當事人,應當對該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2222[日]鈴木祿:《物權變動與對抗》,渠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2323江偉:《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頁。
        2424王春暉:《法院裁判引起的物權變動》,《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2525參見小章:《拍賣判決書:法律的蒼白與無奈》,《法學天地》2002年第1期;姜明:《拍賣判決書:詰問法律白條》,《工人日報》2002年4月13日,第5版;張配吉:《老翁為追薪拍賣判決書》,《信息時報》2003年12月21日,第6版;劉亞山:《判決書為何屢遭拍賣》,《中國人大》2004年第7期等。
        2626李國民:《賤賣判決書:禁止還是許可》,《檢察日報》2005年11月30日,第5版。
        2727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2828Andre Tunc,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Comparative Law,Torts,Introduction,J.C.B.Mohr Tubingen,1974.p7.
        2929唐德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3030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3131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頁。
        3232[法]約瑟朗德:《法律對濫用權利的禁止》;轉引自潘牧天:《濫用民事訴權的侵權責任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3333上海長寧區人民法院審理過此類案件:青年張某因與妻子離婚,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與父親老張一連打了27場官司;已審結21起案件,撤訴8件,撤訴的案件存在頻繁更換案由或補充證據后再次起訴的現象。參見陳穎婷:《起訴撤訴反反復復,有理無理先告一狀》,《上海法治報》2013年12月23日,第A2版。

        王德新.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的協同構建[J].河南社會科學,2016,24(01):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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