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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后英國實現國家戰略的探索與策略

      時間:2019-08-01 來源: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作者:楊永鋒 本文字數:12879字

        二戰后英國國家戰略的確立及實現手段

        摘要:二戰結束后, 上臺執政的英國工黨政府延續了保守黨在二戰期間所制定的維持大英帝國完整、保持英國全球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為實現此戰略目標, 工黨政府先后嘗試了構建介于美蘇兩國之間的“三個門羅主義”和“第三種力量”, 但因國力不濟及其他原因未能實現。最終, 由于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與蘇聯存在巨大差異以及冷戰的興起, 工黨政府決定全面倒向美國, 借美國力量抗衡蘇聯以實現本國國家戰略。

        關鍵詞:英國; 美國; 國家戰略;

        作者簡介: 楊永鋒 (1980—) , 男, 甘肅慶陽人, 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歷史學博士。;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 西北民族大學本科教學項目“世界近代史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與實踐” (2016XJJG-17);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eans of Realization of British National Strategy after World War II

        YANG Yong-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the British Labor Party who came to power continued its national strategy of keeping the integrity and maintaining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atus of the Empi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during the war.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strategic goal, the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construct the “three Monore Doctrine” and “the third force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but failed to accomplish it, due to lack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other reasons.In the end, becaus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s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rise of the Cold War, the Labor government decided to 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e its strength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national strategy.

        Keyword: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rategy;

        Received: 2019-04-15

        國家戰略是指一國為實現本國最高戰略目標, 在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諸多要素后而制定的國家總體戰略, 它是指導一個國家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的總路線和總方針。國家戰略目標的確立是否科學、合理, 能否與實現手段相匹配, 不僅決定著一國國家戰略目標最終能否實現, 也對一國的興衰成敗具有重要意義。二戰期間, 盡管英國處境艱難, 但以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決策層依然制定了維持大英帝國完整、保持英國在戰后全球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 二戰結束后, 工黨政府蕭規曹隨, 延續了這一國家戰略目標, 并為其實現進行了多種嘗試和探索, 最終選擇了與美國結盟, 企圖依靠美國力量來實現本國國家戰略, 而美國為了遏制蘇聯, 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 也需要英國的支持, 雙方一拍即合, 遂再次結盟。

        目前, 我國學術界對二戰結束后初期英國國家戰略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挖掘, 本文將在學術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 利用已解密的檔案文獻, 對二戰結束后初期, 英國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工黨政府為實現國家戰略所做的選擇與嘗試進行探析, 以彌補學界研究不足。

        一、二戰后英國國力現狀及國家戰略的確立

        二戰期間, 以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決策層制定了聯合美蘇抗擊德國, 保持帝國完整, 維護英國在戰后全球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二戰結束后, 英國國力下降, 已淪為世界二流國家, 這從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系列文件中1即可看出:英國是“一個二流國家”“一個二等強國”“二等伙伴國家”“一個精疲力竭的二流國家”“與聯合國中其他45個小國處于同等地位的國家”“美國的小伙伴”“被作為一個弱者對待”“就實力和影響力而言, 英國已是一個次要國家”等。由此可見, 戰后上臺執政的工黨政府對英國國力現狀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一些英國決策者哀嘆道:“事實上, 勝利帶給英國的不是安全, 而是焦慮和史無前例的危險……, 在英國歷史上, 它第一次不能掌握自己, 對未來充滿了焦慮。”[1]36然而, 長久以來帝國的輝煌和榮耀使工黨領袖——艾德禮和貝文與丘吉爾一樣, 對帝國情結難以釋懷;而且, 從帝國霸權中得到的巨大好處和利益更讓英國歷屆執政者難以自拔。因此, 二戰后新上臺的工黨政府在對外戰略方面與保守黨保持了高度一致。作為工黨政府中的強勢人物, 在戰后英國對外戰略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外交大臣貝文曾言, 英國“已經得到了大部分世界, 或者說是最好的一部分, 我們想做的就是保住我們已經得到的東西, 阻止其它國家從我們手中把它拿走”。[2]并多次公開聲稱:“英國不能接受其不是一個大國的事實, 也不能接受英國不能繼續扮演大國角色的論調。”[3]正如學者所言:“貝文實質上依然延續著19世紀英國的傳統戰略——維持帝國完整。”[4]

        除此, 英國決策者還認為, 攸關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國家和地區也必須控制在英國等西方國家手中。如在1947年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出, “對我們來說, 從蘇伊士運河到新加坡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區”, 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美元利潤[5];1949年, 在外交部出臺的另一份報告中再次指出, “沿著蘇聯邊境線, 從奧斯陸到東京的外圍重要地區都必須控制在我們之手”, “我們應該將這些邊緣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看待”。[6]18由此可見, 對世界上一些關鍵地區的控制, 確保國際體系安排有利于英國和西方國家遂成為英國確立的次要戰略目標。

        綜上所述, 保持帝國完整, 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以及確保對世界上一些“關鍵地區”的控制, 共同構成了戰后英國國家戰略。之所以如此, 其原因在于這三者之間是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如果英國不再是一個全球大國, 它也就不可能再控制諸多攸關本國利益的“關鍵地區”, 反之, 如果英國喪失了對這些關鍵地區的控制權, 帝國的完整及全球大國地位都將不復存在。對此, 英國決策層清醒的認識到, “如果英國主動放棄在一些有選擇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它將發現, 它不僅將在這些地區失去經濟利益, 而且也將失去國家聲望, 以致無法阻止英國在其他地方脆弱的影響力的下降, 由此而帶來英國在整個西方國家中整體力量下降的后果”。[6]17因此, 確保英國在非洲、東南亞和中東這些關鍵地區的影響力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工黨政府為實現國家戰略所做的選擇與嘗試

        國家戰略已確立, 但用何種手段去實現就成為擺在工黨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當時, 就國內形勢而言, 由于受戰爭破壞, 英國國力, 尤其是經濟實力嚴重衰落, 財政瀕臨破產, 戰時經濟急需向和平時期轉型和過渡, 大批民眾急待救濟;就外部形勢而言, 一方面是風起云涌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從根本上沖擊著帝國的根基, 另一方面在戰爭中崛起的蘇聯, 對東歐、中歐、巴爾干和中東這些攸關英國國家利益和傳統勢力范圍的不斷滲透和擴張。在此情況下, 英國決策者認定蘇聯是威脅英國國家利益, 阻礙其實現國家戰略的最大敵人和主要障礙, 必須予以防范和遏制, 但其深知, 僅憑英國一己之力無法完成此重任, 只有聯合或借助其他國家力量, 尤其是美國力量來實現本國戰略。

        其實, 在工黨政府上臺執政初期, 對國家戰略目標的確定及采用何種手段去實現并未形成共識, 其內部大致可分為三派。

        第一派為“自由國際主義者”, 該派主張國家之間應通過合作來構建一個和平穩定的世界秩序, 他們贊成威爾遜的國際主義理念, 支持建立聯合國。該派代表人物為艾德禮, 在其擔任英國首相后所做的一次演說中, 集中闡述了他對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的看法:國家之間應通過“全面合作和相互理解以實現共同利益”, 英國想要一個由自由和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 國家之間應相互合作、睦鄰友好, 正如英國和英聯邦國家之間的合作一樣, 為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合作樹立了一個典范。[7]65

        第二派為“國際革命主義者”, 該派反對帝國主義, 主張推翻現有的國際體系, 建立一個新的無階級國際社會體系, 因為“沒有階級就沒有戰爭”。[7]64該派主要代表人物為下議院議員柯尼·希里亞克士。他明確提出, “在一個由資本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中不可能建立永久的和平”, “社會主義不能停止在邊界線上, 而應擴大到整個歐洲, 英國也應包括其中”。在1946年召開的工黨年會上, 該派代表再次向工黨政府呼吁, 要培育和加強與“整個世界上進步力量的友誼與合作, 尤其要加強與蘇聯的合作”。[7]65

        第三派為“國際霸權主義者”, 該派認為在國際體系中, 國家之間是不平等的, 國際體系中存在著帝國主義, 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 世界要么是“英國治下”的和平, 要么是“美國治下”的和平。該派代表人物為貝文, 在1945年召開的工黨年會上, 貝文發表演講, 駁斥了“國際革命主義者”的主張, 并坦言, 革命既不能改變地緣政治, 也不能改變地緣政治的需要。貝文相信權力政治與其長期任職于英國貿易聯合會的經歷密不可分。正如學者所言, “對實力重要性的全面理解是貝文的主要特點, 他將從貿易聯合會中得來的體會運用到外交中。根據他的經歷, 最高尚的理想和最高貴的意圖在外交談判中是無用的, 除非后面有實力做支撐才能進行討價還價, 這是他在產業談判中所得到的體會。”[8]

        然而, 隨著東西方關系的不斷惡化以及貝文的強勢推動, 英國外交政策逐漸轉向了“國際霸權主義”。首相艾德禮也放棄了其先前所堅持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 轉而支持貝文, 正如他后來所說, “要求國家外交政策反映國內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是天真的。在此方面進行任何探索都注定是要失敗的, 因為在國際生活中存在著大量艱難和無法逃避的事實——如地緣政治和國家資源等因素, 它們是不受意識形態所影響的”。[9]

        經過一番爭論后, 工黨政府雖解決了內部“路線”之爭, 但用何種手段去實現國家戰略目標, 分歧依然嚴重。其中, 在戰后初期, 以貝文為首的英國決策層試圖通過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將世界劃分為“三個門羅主義”, 由此形成英美蘇三分天下, 三足鼎立之勢, 進而實現英國全球大國地位。按照貝文設想, 美國勢力范圍主要包括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區和東亞地區, 是為“第一個門羅主義”;英國勢力范圍主要包括西歐、北非和中東等地區, 是為“第二個門羅主義”;蘇聯勢力范圍主要包括東歐和中亞等地區, 構成“第三個門羅主義”。但貝文很快就放棄了構建“三個門羅主義”的策略, 其緣由在1945年11月11日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報告中給予了詳細解釋:

        我們所期待的世界合作已快速轉向了勢力范圍, 更確切地說是三個大的門羅主義, 美國的勢力范圍包括拉丁美洲、中國和日本;蘇聯的勢力范圍包括從阿瑟到盧比克;留給英國的則是虛弱的法國和破敗不堪的西歐諸國, 在這三個勢力范圍中, 英國面臨的形勢最為艱難和復雜, 因為在美蘇勢力范圍中基本上可以做到經濟獨立自主, 而只有英國的勢力范圍最為虛弱, 不論是防務還是經濟方面均如此。因此, 三個“門羅主義”的解決辦法對英國來說就是一場噩夢, 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與美國合作建立兩極世界。[10]193

        由此可見, 在戰后初期, 英國決策者企圖通過構建“三個門羅主義”來實現英國與美蘇兩強平起平坐, 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的戰略目標因自身國力太弱, 根本無法實現。但貝文等人并不甘心, 在放棄了構建“三個門羅主義”策略后, 他們又試圖通過構建以英國為主導的“第三種力量”來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在1945年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備忘錄中明確指出, “英國有太多的弱點, 在大國中, 英國的領土面積最小, 在一個三方體制中, 能實質性增強我們力量的途徑就是聯合英聯邦和法國, 尤其是聯合法國, 并將其作為我們的合作伙伴。從長遠來看, 唯有如此, 我們才有能力迫使我們兩個強大的伙伴 (美國和蘇聯) 平等對待我們”。[11]182

        在隨后兩年多的時間內, 貝文等人開始積極籌劃構建“第三種力量”, 決心擴大英國影響力, 以取得和美蘇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他看來, 英國“是一個殖民帝國, 擁有雄厚的物質資源, 如果能有效的利用這一資源, 英國就不會屈服于任何一個超級大國”。[6]19然而, 貝文等人很快發現, 他們所熱衷構建的“第三種力量”亦存在很多弊端, 在戰后殘酷的現實國際環境中也難以實現:

        我們承認發展“第三種力量”能促使我們抵制兩大強國中的任何一個, 或者我們做出一些妥協在兩大國中間保持中立。然而, 如果我們這樣做, 僅靠推行中立政策并不能使這些國家——英聯邦和西歐國家團結一致, 尤其是那些對蘇聯持同情態度的國家, 這樣導致第三種力量可能太虛弱, 被蘇聯各個吞并。因此, 一個強有力的第三種力量能否實現將主要取決于以下兩點:這些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否組成第三種力量;組成的這樣一種力量如何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協調一致并保持獨立。[12]51

        由此可見, 英國能否聯合英聯邦和西歐國家建立一個真正獨立于美蘇兩強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關鍵在于這些國家能否一體化, 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協調一致, 只有這樣, 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經過冷靜分析后, 英國決策者認為, 英國無力完成這一重任。首先, 英聯邦成員國太過分散, 難以有效形成集中、統一的力量與美蘇相抗衡;其次, 二戰后, 英聯邦成員國離心離德, 不愿再唯英國馬首是瞻。這從英國公開譴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搞“分離”運動中就可看出, 它們“認為 (它們) 并不是英聯邦的主要成員, 而是一個小的或中等獨立的國家。”在處理戰后國際問題上, “英國不可能阻止英聯邦其他成員國保持與英國相同的立場和看法”。[11]896第三, 如何解決西歐一體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德國難題”。隨著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 依靠英聯邦來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企圖越來越難以實現, 英國決策者遂將目光投向了西歐國家, 期望與它們結盟來抗衡美蘇, 因為“世界上已存在東歐和美國集團, 英國必須與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聯合起來才能與之相抗衡”。[11]31將西歐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地區組織, 既可壯大英國實力以抗衡美蘇, 又可防止西歐各國被蘇聯各個吃掉。然而, 英國的企圖在具體實現中面臨如何解決德國這一巨大難題, 要想使組建的西歐集團真正具有抗衡美蘇兩大強國的經濟實力和防御能力, 就必須將德國吸收進來, 否則, 建立的西歐集團將毫無意義。但將德國納入西歐集團可能引起蘇聯的強烈反對, 由此引發英蘇對抗的嚴重后果, 這從英國決策者在對待德國問題上的矛盾態度就可看出。

        英國認識到, 我們決不能與蘇聯對立起來, 讓蘇聯覺得我們建立西歐集團是為了反對它。因此, 我們的直接目標是讓德國臣服;但是, 我們覺得更遙遠, 更危險的是:我們有與蘇聯對抗的可能性, 故絕不能忽視德國力量, 我們現在采取的任何措施能否成功都將取決于德國是否能幫助我們阻止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11]243

        由于擔心組建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集團可能引發蘇聯的強烈反對甚至敵視;此外, 與西歐結盟也違背了英國長期以來不愿對歐洲大陸承擔過多的政治和軍事義務的傳統;更為甚者, 組建西歐集團與美蘇, 尤其與美國抗衡可能會給英國帶來嚴重后果:不僅得不到其援助, 還將對抗蘇聯, 保衛西歐和英聯邦國家安全的重任全部壓在了英國肩上, 這對英國來說是無法承受之重。英國外交部一份文件中分析道:如果組建西歐集團將導致把諸如意大利、希臘、土耳其、中東國家, 乃至印度以及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帝國扔給英法兩國, 而要在如此廣袤地區承擔防務義務, 這對英國而言無法承受。[13]因此, 英國決策層認為, 組建一個以英國為主導, 包括英聯邦和西歐諸國在內的, 獨立于美蘇兩大強國之間的“第三種力量”困難重重, 在戰后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根本無法實現。權衡利弊后, 英國決策者決定拋棄這種既行不通也不受歡迎的“第三種力量”。

        綜上所述, 在戰后初期, 工黨政府為了維持英國的全球大國地位, 先后嘗試構建“三個門羅主義”和“第三種力量”, 以取得與美蘇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地位。但國力孱弱這一根本性缺陷注定了這兩種計劃的最終命運, 清醒過來的英國決策者逐漸認識到, 在戰后兩極嚴重對立的國際環境中, 沒有美國的有力支持, 英國根本無法“單飛”。英國決策層遂決定拉攏美國, 并謀求與之結盟以實現其本國的宏圖戰略, “為了恢復我們的力量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影響力, 我們只能依靠美國”。[11]792因為美國不僅“是未來任何國家集團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員”, 而且經歷二戰后, 美國與英國之間的親密關系超過了其與任何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

        在軍事領域, ……到目前為止, 美國實際上是我們的主要伙伴和盟友, 故從軍事方面來看, 美國將是英國主要依靠的盟友;在政治方面的合作主要依靠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合作來維持, 但是, 促進英美之間的合作關系不僅僅在于兩國擁有共同的語言, 而在很大程度上, 它們之間擁有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宗教遺產。故從本質上來說, 兩國注定要結成同盟來遏制蘇聯的擴張和共產主義的滲透。[12]52

        三、與美國結盟以實現英國國家戰略

        在先后嘗試構建獨立于美蘇兩大強國之外的“三個門羅主義”和“第三種力量”后, 英國工黨政府最終選擇了與美國結盟這條現實道路。然而, 英國雖有情, 而美國此時卻無意。在二戰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 在對蘇政策上, 杜魯門政府蕭規曹隨, 依然延續著羅斯福執政時制定的“不與英國合伙”來反對蘇聯的政策。[14]32這從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發給倫敦的電報中就可看出, “美國將自己看作是英國和蘇聯之間的調解人”, 美國對英國要求聯手反對蘇聯的動機非常懷疑, 甚至“連平常在 (美國) 東海岸的親英者都強烈抱怨英國可能將美國拖入與蘇聯發生的戰爭中”。[11]66

        鑒于上述緣由, 在戰后初期, 英國只能繼續保持與美蘇合作的政策, 因為“這樣一個合作機制將給我們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 否則, 我們發現這將給我們增加了維護和保持對這兩個大國采取行動的困難”。[11]182可見, 英國在戰后初期之所以繼續維持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除美國對蘇政策尚未轉變外;更重要的是, 通過三國合作機制既可確保不讓美國和蘇聯撇開英國而自行處理戰后重大國際問題, 又可維持英國與美蘇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然而, 在三方合作機制中, 英國聯美抗蘇的意圖昭然若揭, “在堅決抵制蘇聯政府對歐洲控制的同時, 努力培育與美國的友善關系”。[11]185

        綜上所述, 在二戰結束至冷戰興起這段時期內, 英國雖想與美國結盟來對抗蘇聯, 奈何美國對蘇政策尚未改弦易轍, 迫不得已只能繼續維持英美蘇三大國合作之局面, 然而, 由于對蘇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蘇聯對英國在歐洲和中東利益的現實威脅以及英國迫切需要美國援助, 以解決其國內經濟等現實問題, 在此考量下, 英國決策者決心依靠美國, 積極構建英美同盟。

        當英國決策者最終決定全面倒向美國時, 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 英美蘇法四大國召開的戰后首屆外長會議以失敗而告終, 這為英國決策者實現聯美抗蘇提供了可能性, 也提供了契機。在隨后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備忘錄中對會議結果分析道:“這次會議表明美國和蘇聯在政策方面的敵對。”[15]474與此同時, 會議的結果也讓英國決策者看到了英美聯手, 結成統一戰線來共同反對蘇聯的可能性:

        在面對英國和美國之間統一、堅定和穩固的立場時, 俄國有理由將變得更加合作。這次會議是首次測試俄國是否愿意在處理戰后和平問題上與英美進行合作。會議表明蘇聯既不樂于這樣做, 也公開了三大國之間的分歧, 它將對蘇聯與英美關系產生深遠影響。[15]476

        對于美國在此次會議上的卓越表現, 英國決策者非常滿意, “從會議開始到結束, 沒有跡象表明美國試圖在蘇聯和英國之間充當調解人”。[15]475在10月3日和4日, 貝文在接見英聯邦成員國代表時坦言, “從整體上來說, 我對目前外長委員會的談判破裂感到高興”, 因為“從長遠來說, 這可能促使 (我們) 更好的采取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與蘇聯打交道”。[15]480

        其實, 早在二戰期間, 當蘇聯在戰爭中不斷展現出強大實力, 并隨著蘇軍不斷向東歐和中歐推進, 引起了英國決策層的極大擔憂, 英國政府開始對蘇聯在二戰后的意圖進行分析和評估。其中在1944年6月15日, 隸屬于英國外交部的戰后計劃委員會在向英國內閣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分析了戰后蘇聯將可能對英國帶來的嚴重威脅以及如何應對這種威脅, 即“一旦蘇聯威脅到英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必須確保美國站在英國一邊”。[14]7幾乎與此同時, 外交大臣艾登也上書戰時內閣, 分析了蘇聯在巴爾干地區的政策和戰略意圖以及英國應采取的對策。同年7月初, 戰后計劃委員會又向內閣提交了一份題為“維護英國在西歐和北大西洋安全”的報告, 報告認為, 當戰后英國面臨蘇聯威脅時, 英國應依靠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集團以應對之。[14]81945年3月, 戰后計劃委員會在另一份報告中再次指出, 戰后蘇聯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陸上大國, 它將可能嚴重威脅到英國在中東和東地中海的國家利益, 尤其是石油利益,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英國將不得不采取措施來反擊蘇聯的侵略。[14]10

        縱觀戰后計劃委員會、外交部和聯合情報委員會向英國戰時內閣提交的對戰后蘇聯意圖以及英蘇兩國關系的評估報告來看, 英國決策層已認識到蘇聯的崛起很可能對英國在二戰后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產生重大影響。對此, 英國決策層做了兩手準備:與蘇聯維持一種比較友好的合作關系, 以維護英國國家利益, 如果不行, 便聯合包括德國和法國在內的西歐國家共同對抗蘇聯。

        然而, 英國決策者對復興德國或組建西歐集團來對抗蘇聯所產生的政治后果以及可靠性均持懷疑態度, 他們認為, 聯合美國抗擊蘇聯才是上策。因此, 在二戰期間, 英國決策層對聯美抗蘇的可能性也進行了大量分析和評估, 如在1944年6月, 戰后計劃委員會在向英國內閣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分析道, “我們非常懷疑, 僅靠英國的支持, 西歐集團能否抵擋的住蘇聯對歐洲壓倒性的征服。……在此情況下, 美國的援助至關重要”;該委員會在隨后出臺的另一份涉及中東安全的報告中提出, “如果英國遭到蘇聯的侵略, 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確保美國站在我們這一邊。在中東能抗衡紅軍實力的唯一潛在國家就是美國, 英國應該鼓勵美國擴大在該地區的商業利益, 這樣就可使英國得到美國更多的幫助。如果美國軍隊能呆在中東維持和平, 這將是我們最可靠的保證”。[14]13

        由此可見, 二戰期間, 英國決策層已基本達成共識:戰后, 當英蘇因國家利益而發生沖突時, 英國將主要依靠美國力量來對抗蘇聯。二戰后, 隨著英蘇關系不斷惡化, 英國決策層權衡利弊, 最終決定與美國結盟來對抗蘇聯。但在杜魯門上臺之初, 依然延續了羅斯福執政時的對蘇政策——經常越過英國與蘇聯打交道。對此, 工黨政府非常憤怒, “如果美國政府繼續在國際領域采取行動之前不征求我們意見, 進而損害到我們國家利益的話, 英國就不與美國進行合作”。[14]25然而, 形勢比人強, 二戰結束后, 剛剛上臺執政的工黨政府在國內外面臨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問題, 應對這些問題都離不開美國的大力支持。就在英國積極準備聯美抗蘇時, 1946年3月中旬, 英國駐蘇臨時代辦弗蘭克·羅伯茨從莫斯科發回了英國版的“長電報”, 即“羅伯茨報告”。

        在探討冷戰起源時, 人們常會提到凱南“8000字長電報”, 而很少提及“羅伯茨報告”。其實, 該報告在英國對蘇政策的調整和制定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羅伯茨報告”的出臺與1946年2月底, 英美聯合情報委員會出臺的第三份“關于蘇聯戰略利益和政策意圖的評估報告”有直接關系。該評估報告認為, 盡管蘇聯對將其影響力擴展至一些重要戰略地區存在野心, 但在1955年之前, 蘇聯領導人不大可能通過訴諸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 但可能會采取除戰爭以外的其它一切手段來謀求蘇聯最大限度的國家安全, 更糟糕的是, 蘇聯領導人還可能因誤判形勢而引發戰爭。[16]隨后, 英國外交部要求各駐外使館對該報告的內容進行分析和評估。借此契機, 并受凱南長電報的啟發 (羅伯茨報告出臺前, 其本人已得知凱南的8000字長電報內容) , 羅伯茨開始撰寫英國版的長電報, 即“羅伯茨報告”, 并從1946年3月中旬開始分批向倫敦傳送。在報告中, 羅伯茨分析了蘇聯根深蒂固的擴張本性, 蘇聯對外政策的特點以及蘇聯行為對英國國家安全和利益所帶來的巨大威脅, 并建議英國政府采取更加堅定和強硬的對蘇政策, 同時要培育和加強與美國的特殊關系2。

        “羅伯茨報告”對蘇聯戰略意圖的詳細分析, 以及提出的應對之策成為工黨政府制定對蘇政策的理論依據, 該報告的出籠更加堅定了英國決策層聯美抗蘇的決心。貝文看到報告后認定, “俄國人已經鐵了心, 要采取以軍事共產主義和俄羅斯沙文主義為基礎的侵略擴張政策, 決心使用除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以實現其戰略意圖”。[10]234-235英國決策者遂認為, 如果英美能堅定的站在一起, 蘇聯的威脅將消除, 如果不能, 形勢將可能變得越來越恐怖, 英國的國家利益將首當其沖遭到損害, 緊隨其后的則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利益。但英國對美國是否會聽從自己的建議——英美聯手共同反擊蘇聯仍持懷疑態度, 這從1946年4月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文件中就可看出, “美國是否會加入到世界范圍內來反對共產主義仍然值得懷疑, 因為美國不喜歡和我們合伙來反對蘇聯的觀念依然很堅定”。[14]46-47

        然而, 就在英國決策者對美國聯英抗蘇持懷疑態度時, 1946年上半年, 國際社會中接連發生的幾件大事不僅對英美關系、英美與蘇聯之間的關系, 也對戰后國際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先是在2月, 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發表了極具刺激西方執政者神經的演說;接著是凱南“8000字”長電報的出臺;3月, 丘吉爾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鐵幕演說”, 打響了冷戰第一槍;隨后又爆發了愈演愈烈的“伊朗危機”。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讓英國決策者看到了聯美抗蘇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其中, 在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一份報告中分析了英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近來的事件促使英國政府重新定義其對美國外交政策——不管英美兩國之間可能發生何種摩擦, 英國都必須和美國進行合作, 并分析了英美合作的現實性和可能性:美國人開始思考參與世界事務, 這就意味著強大的美國也需要盟友的支持, 即“在未來與俄國發生的任何沖突中, 在英聯邦支持下的英國將是美國所主要依賴的盟友”;最后, 報告還分析了英美合作的方式——“利用英國豐富的外交經驗去指導和影響美國決策”, 其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是:“盡可能使用美國力量來實現英國的戰略目標”, 英國失去美國合作將帶來嚴重后果——“沒有美國的最大支持, 我們將無法面對戰后歐洲所面臨的風險”3。

        從英國外交部出臺的上述這份報告可以看出, 隨著美蘇關系不斷惡化, 英國決策層愈益認識到與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重要性, 同時, 也讓英國決策者看到了他們長久以來處心積慮謀劃的聯美抗蘇的戰略有了實現的可能性, 更為重要的是, 英國決策者企圖通過與美國建立密切的關系來影響其對外政策, 以實現英國的戰略意圖。因此, 在1947年爆發的希臘、土耳其危機中, 在馬歇爾計劃出臺后, 在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后, 在北約建立過程中, 貝文及其英國政府借此機會, 不遺余力拉美國入伙。而美國也為了對抗蘇聯, 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 也需要借助英國的力量, 由于雙方擁有共同的利益, 二戰后, 英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特殊關系”也由此建立。

        綜上所述, 在二戰結束前后, 盡管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但無論是二戰期間執政的保守黨還是二戰后初期上臺執政的工黨政府, 均以保持大英帝國完整、維持英國全球大國地位為己任, 并試圖通過構建“三個門羅主義”和“第三種力量”來實現, 但終因國力不濟等原因未能實現后, 英國決策層決定依靠美國, 建立英美同盟關系。對此, 英國決策者一方面企圖作為“智者”或“導師”, 給美國這位后來居上的世界領導者給予指導——“傳授管理世界事務的技巧和經驗”[1]52;另一方面, 不惜犧牲部分經濟利益來引誘美國支持英國對抗蘇聯。如在戰后初期爆發的伊朗和土耳其危機中, 為了將美國拉入中東地區以抵抗蘇聯的滲透和擴張, 英國不惜將自己在中東的部分石油權讓給美國。英國的投資終于得到了回報。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機爆發后, 美國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來支援英國:派遣密蘇里號軍艦及強大的特遣部隊護送土耳其大使從華盛頓返回土耳其;公開譴責蘇聯;主張對蘇聯采取強硬的外交政策;在國會舉行的關于對英國貸款問題上明顯增加了蘇聯因素;美國最高決策者暗中支持和默許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等4。

        縱觀戰后初期, 英國為實現國家戰略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作為一個長期縱橫于國際舞臺上的霸權國家, 英國擁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和嫻熟的外交手段, 它能在處理復雜的國際事務中揚長避短, 充分利用其優勢, 借用它國力量以實現本國國家戰略。為了在戰后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維護本國利益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 英國決策者不惜犧牲部分“小利”而獲取“大利”, 確保讓美國“承擔解決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的義務”, [17]2進而采取搭美國便車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全球大國地位。同時, 英國決策者也敏銳的認識到, 在戰后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 擁有強大實力的美國同樣需要英國的幫助。正如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所說, “美國在精神上也面臨著困境, 盡管它意識到它擁有巨大的力量, 但它也非常沮喪的意識到:它在領導處理世界事務中還面臨著眾多的難題。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 即建立一個穩定的、持續的說英語國家的世界是明智之舉”。[17]40正因為如此, 英國決策者才下定決心與蘇聯決裂, 完全倒向美國。然而, 英國決策者一心想通過與美國建立密切關系來影響其對外政策, 進而來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事后看來僅是一廂情愿, 更糟糕的是, 英國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略軌道上, 迷戀于帝國之美夢, 不僅大大延緩了英國的戰略轉型, 也給自身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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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llen.R, M.E.Pelly.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1, vol.Ⅳ[M].London:HMSO, 1987.

        注釋

        1 關于英國外交部對英國在二戰后國力以及世界地位的評估參見:Bullen, R.M.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Overseas, Series 1, Vol.I.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4:181-182, 734, 879, 897;Bullen R.Pelly M 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 Vol.Ⅱ.London, 1985:67, 319;Bullen R.Pelly M E.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 Vol.Ⅲ.London, 1986:10, 37, 189。

        2 報告全文見:Anita Prazmowskia.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Ⅳ, Series A, vol.1, Northern Affairs, January 1946-June 1946,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9:97-113。

        3 該報告內容見:John Baylis.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1939:The Enduring Allianc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51-58。

        4 1947年伊朗和土耳其危機爆發后, 美國政府內部關于如何支持英國抵抗蘇聯以及最后采取的具體行動可參見:Bullen.R, M.E.Pelly.Document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1, vol.Ⅳ.London:HMSO, 1987:152-159。

        楊永鋒.二戰后英國國家戰略的確立及實現手段[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04):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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