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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知識分子”第二代對新左派學生運動的認知

      時間:2019-08-01 來源:史學月刊 作者:謝文玉 本文字數:14627字

        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新左派學生運動的批判

        摘要: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是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活躍在美國政治思想文化舞臺上、頗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 對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和反主流文化運動進行了尖銳批判, 指責后者的反叛邏輯和策略缺乏理性:在他們看來, 新左派學生由于代際反叛而體現出的無私精神和崇高道德感, 不僅對個人而且對社會都造成了巨大危害;新左派學生倡導的“參與性民主”和實踐的反主流文化, 不僅破壞了美國自由民主體制和傳統道德根基, 而且開啟了當今美國諸多社會問題的肇端。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新左派學生運動的即時觀察和批判, 是與其生活經歷、所受教育、文化環境以及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的。

        關鍵詞:紐約知識分子; 新左派學生運動; 反主流文化運動; 文化之網;

        基金: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小說家的文學思想與社會文化思潮研究” (014YBA274); 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菲利普·羅斯文學思想研究” (18A029);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Criticism of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Xie Wenyu

        Abstract: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re a group of influential liberal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 in Americ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from the 1930 sto the 1980 s.They sharply criticized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1960 s, accusing them of irrational rebellious logic and tactics.The selfless spirit and lofty moral sense embodied in the New Left students' intergenerational rebellion not only caused great damage to individuals but also to society;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New Left students advocated and the counter culture they practiced have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 democracy and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initiated many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mmediate observ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ife experience, education,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ocial backgrounds.

        Keyword:New York intellectuals;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the net of culture;

        Received: 2019-04-27

        拉塞爾·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 (1) 一書中, 以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為標準, 將“紐約知識分子”劃分為三代:第一代出生在1900-1915年之間, 如劉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爾遜、萊昂內爾·特里林1、菲利普·拉夫、戴維·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德懷特·麥克唐納德、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瑪麗·麥卡錫等。第二代出生于1915-1925年, 對30年代的大蕭條有著難以磨滅的記憶, 在50年代躋身美國知識界, 在七八十年代學術聲譽達到鼎盛, 如歐文·克里斯托爾、歐文·豪、阿爾弗雷德·卡津, 丹尼爾·貝爾、西蒙·利普塞特, 內森·格萊澤等, 被雅各比稱作“最后的知識分子”。第三代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出生, 60年代初步入文壇, 同新左派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主要有蘇珊·桑塔格、克里斯托弗·拉什、諾曼·波德霍雷茨、邁克爾·沃爾澤、史蒂文·馬庫斯等, 他們與前兩代拉開距離, 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現在文壇上。本文主要以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他們親眼目睹的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和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即時觀察和批判為例, 說明他們對于60年代激進運動的認知所體現的“文化之網”對于個體認知的影響。

        一沒有理由的反叛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風起云涌、波瀾壯闊。60年代中期, 隨著美國越來越深地卷入越南戰爭, 成立于60年代初的美國新左派學生運動重要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 (簡稱“學民社”) 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校園反戰抗議運動。1964年伯克利自由言論運動和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生起義, 標志著青年一代與父輩矛盾的尖銳與決裂。美國校園秩序日漸失控, 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備感憂慮。他們感受到來自新左派學生的沖擊遠遠大于50年代興起的大眾文化的威脅, 竭力維護大學的權威, 消除民主政治中非理性的沖動, 認同戰后美國政治文化中日漸形成的自由主義共識, 具有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思想。

        最初, 歐文·豪和格萊澤等與新左派關系密切。1962年春, 《異議》編輯部專門召開“青年激進主義”研討會, 組織剛剛成立的“學民社”成員參觀編輯部;新生代“紐約知識分子”還直接參加新左派運動, 波德霍雷茨在《黨人評論》上刊發了新左派政治綱領《休倫港宣言》, 號召個體參與社會決策, 決定自己生活的質量與方向。但是, 隨著新左派學生運動日益走向反主流文化、反權威、反體制、專注浪漫的第三世界革命的激進道路, 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開始對新左派展開了批判。

        他們認為, 新左派學生把大學作為攻擊的靶子, 從邏輯到策略都是非理性的, 是一種“反革命”的破壞行為。他們從多元社會結構理論出發, 認為多元社會是和諧一致的民主社會, 不存在發生大規模激進群眾運動的土壤, 學生造反是一種非理性的、違背時代發展大趨勢的“反革命”行為。

        社會學家塔卡托·帕森斯認為, 美國大學是多元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有其所在社會的基本特征, 如機會平等、公民權利平等、合法的制度、支持道德情操和不斷改良的自由企業精神以及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等。換言之, 美國大學體制是一個高度多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體系, 與美國社會政治體制一致。大學校園中的各個組成部分如同美國政府機構中的內閣成員, 既獨立又互相制衡, 所以, 不存在真正的和實質意義上的權力問題。董事會、主管機構、教職員工和學生作為學校的四個組成部分, 其權力和作用是相互關聯的。教職員工對“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類似法官的評判作用, 學生和校友則具有相當于政治選民的作用。同時, 師生關系是高校結構中最基本的關系, 是始于家庭的社會化延伸。高等教育被視為訓練個人獨立自主性的最后手段, 因此學生服從教師是天經地義的義務。所以, 大學不應該成為發生直接沖突的地方, 而應該是一個通過協商、討論和自由辯論解決爭論的地方。而且, 適用于外部世界的一些策略和自由主義原則在校園內不一定適用, 如校外合法的“公民不服從”以及各種形式的“對抗”策略在處理校園內的各種問題時都應慎重。帕森斯認為, 學生在處理校園問題中采取了越來越好戰和激進的策略, 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 學生們致力于“學生權力”, 反對一切父輩所信奉的、反對一切現行體制所遵循的做法是“愚不可及”的行為2。

        丹尼爾·貝爾對新左派學生日益激進、訴諸暴力手段, 并將對社會的不滿轉嫁到大學身上的做法也進行了批判。他指出, 以“學民社”為代表的新左派激進學生在早期活動中嘗試過傳統的體制內改革, 也曾尋求在一些城市中心建立窮人間的跨種族“聯盟”, 都無果而終。隨著越南戰爭的不斷升級, 青年學生切身利益受損, 面對“身份危機”和國內反戰情緒高漲, 他們將一切問題簡單化, 認為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是一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和無法妥協的世界, 將大學這個最神圣的機構看成是大社會的縮影, 將大學與社會尤其是發動戰爭的政府機構和大公司聯系在一起, 將其視為發動戰爭“陰謀”的一個部分。當他們認為社會出了問題、變得腐敗以后, 也就推論出大學亦如此。在這種思維模式下, 他們試圖找到“證據”證明學校在美國政府發起的戰爭中是“同謀犯”。而當他們不能對強大的社會機器有所作為時, 就將目標指向大學, 對其進行徹底摧毀, 因為大學從本質上說既沒有防御能力, 也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 有的只是一種道德權威, 而學生占領和圍攻教學樓就是對學校權威的否定。這是一種典型的缺乏理性的思維和行動3。

        歐文·克里斯托爾也嚴厲譴責學生激進分子的非理性行為。他認為, 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激進群體由“暴民”組成, 他們是一些毫無反叛理由的叛亂分子, 受到校園中流行的低俗文化的浸染, 對高等教育改革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根本沒有興趣。盡管這些人智商較高, 他們崇尚的通俗文化有其別致之處, 但其行為與“暴民”毫無二致。他們“大聲嚷嚷著”要改變大學校園中存在的不公正現象, “歇斯底里”地指責社會上普遍存在不平等現象, 但他們對于重建更加人性化的大學, 對于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并不感興趣, 其真正目的是要將作為社會的縮影的大學和既有社會秩序完全徹底地摧毀。這表現在他們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和道德觀的質疑, 對大學和社會權威機構的挑戰4。針對學生的質疑和挑戰, 克里斯托爾主張政府權力部門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 甚至不惜采用武力手段來阻止學生對現行體制和大學機構正常運行的再次破壞和中斷4。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指出, 學生激進分子的行為不能將美國引向美好的未來, 相反地, 他們所進行的“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 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反革命。如果一場革命沒有設想、計劃和實質內容, 只有對現有機構的破壞, 而不能為未來提供指南, 這樣的革命從本質上說是反革命”5。內森·格萊澤也認為, 學生激進派除了像盧德分子破壞機器那樣對社會和學校進行破壞以外, 沒有任何建設性的貢獻, 還不如社會主義工會分子能夠提出明確的目標, 為工人謀取福利。所以, 學生激進派所宣稱的革命, 其實是一種反革命行為, 是沒有未來、對未來沒有任何指導作用的行為6。他們打著改革大學的口號, 實際上是要改變整個社會。他們只是把大學作為進行政治活動的基地, 對大學教育改革既無誠意, 也提不出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構想和藍圖。他們在大學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給大學校園和整個社會都帶來危害性后果6。

        在分析哥倫比亞學生“起義”的兩個起因時, 丹尼爾·貝爾指出, “學民社”哥倫比亞大學分部以“學校的壓制”和“校方與軍事分析學院的關系”為由發動校園“起義”完全沒有必要, 可以說是小題大做。所謂的“學校壓制”, 其實是學校在處罰違反學校規章制度的學生的問題上, 因為不想傷害學生, 過于優柔寡斷, 對違規學生的處罰拖延了很久, 給學生傳遞了錯誤的信息, 即違規不一定會受到懲罰。但是, 學生激進分子卻將問題復雜化, 將學校不想“懲罰學生”的仁慈之舉夸大為“學校的壓制”, 故意將事態擴大, 導致了這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校園騷亂。貝爾還舉例說, “學民社”新任主席馬克·魯德在競選中公開表示, 他所領導的“學民社”的目的就是“促使學生激進化……向他們展示學生在美國社會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生活很不自由, 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對聯邦政府的戰爭政策予以重擊……讓我們清楚地表明, 我們的目的是要結束大學與戰爭的陰謀”7。所以, 在丹尼爾·貝爾看來, 學生的反叛運動毫無理由。

        他們尤其不能容忍新左派學生毫無理性的反叛策略和“燒焦大地”的破壞行為。在對哥倫比亞事件及其不斷激進化的敘述中, 字里行間可以明顯感覺到貝爾對“學民社”策略的指責。丹尼爾·貝爾說, 學生激進派的策略是向校方提出不可能實現的特赦要求, 激怒學校行政部門, 迫使校方請警察入校維持秩序, 將警方和校方置于鎮壓者位置, 最大程度上達到使學生激進化的目的。而這正是哥倫比亞事件變得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雖然出于知識分子的良知, 丹尼爾·貝爾對警方入校給無辜學生造成的傷害進行了譴責, 但他對“學民社”策略導致的嚴重后果進行了嚴厲批判。他和其他“紐約知識分子”認為, 學生激進政治模式是一種象征性姿態和“表現主義行為”。激發激進學生情感的絕大多數都是雞毛蒜皮、無足掛齒的小事。在喬治·凱南眼中, 新左派學生運動超越了正統, 超越了艱苦, 超越了社會自身的安全, 是一種偽革命的虛無主義, 這種虛無主義對大學校園產生了長遠的破壞性影響 (7) 。

        顯然, 大多數多元論學者關注的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維護, 他們不能接受任何反現行體制的思想和行動, 不能容忍自己的學生對大學權威機構的藐視, 不能忍受激進分子對神圣大學和美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褻瀆和挑戰。在他們看來, 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技術問題, 當社會出現問題時, 美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仍然有效, 有錯的是體制中某些個體、某個組織機構或政府的某項具體政策。激進學生采用“燒焦大地”的策略摧毀和破壞這種體制, “只問手段、不問結果, 手段甚至代替了結果”8、是一種“為了革命而革命”9的破壞行為。

        二“代際沖突”的破壞性

        劉易斯·福伊爾從“代際沖突”的角度對學生反叛運動尤其是伯克利自由言論運動發起了攻擊。通過分析學生運動受到代際反叛的驅動, 劉易斯·福伊爾強調說, 學生運動中體現的某些特征, 如崇高的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 以及試圖實現與被壓迫、被剝削者身份認同的目標, 最終導致的是恐怖主義和自我毀滅。這種后果對個體、對社會都會造成極大的危害。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這是一場極具破壞力的運動。究其根源, 這場發生在60年代美國的青年學生反叛運動既不是階級斗爭, 也不是經濟原因所致, 更不是轟轟烈烈的60年代民權運動所激發的。在他看來, 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激發了潛藏在青年學生身上的代際反叛情感大爆發。所以, 這場運動表現出典型的代際反叛特征, 具有非理性、恐怖主義和自殺傾向等弊端, 給個人、社會和國家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具有極強的破壞性。

        劉易斯·福伊爾指出, 學生激進運動的動機主要是高度的道德感、崇高的理想主義及自我犧牲精神。動機的雙重性帶來了雙重后果。一方面, 學生是具備崇高道德的社會重建者和慷慨無私的奉獻者;另一方面, 學生運動不僅對自己, 而且對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都具有破壞性, 自殺行為和恐怖主義是學生運動中常見的現象10。青年學生的典型特點是受到代際反叛情感的驅動, 具有崇高的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 與普通民眾打成一片, 充滿犧牲和自我犧牲精神, 全身心投入激進運動。但是, 隨著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他們的理想逐漸破滅, 普通民眾開始表示不理解, 不支持, 甚至反感, 青年學生遭遇重大挫折, 最后走向恐怖主義、自我虐待和自我毀滅的道路, 這給參與者個人和社會都造成巨大危害。

        劉易斯·福伊爾指出, 青年學生從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崇高動機出發, 反抗現行制度、挑戰現有價值體系, 體驗創造歷史的感覺。他們先將自己與美國普通民眾, 如農民、無產者、黑人和窮人等同。后又與第三世界國家中不同民族和種族的人們取得身份認同。他們最初反對父輩所代表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后來發展到反對美國體制, 最后形成了帶有鮮明意識形態的反美主義思想, 即拒絕父輩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 新的歷史將由世界上所有反對美國及其同盟者的人創造, 也就是那些“未被授權”的人們, 即亞、非、拉美有色人種及美國黑人。學生們提倡以直接的“參與性民主”取代父輩實行的代表制民主。在劉易斯·福伊爾看來, 這種所謂的“參與性民主”是一小撮精英分子和激進行動主義者試圖將新左派意識形態強加在美國國家政策之上、體現了美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威權主義” (4) 。

        這種“威權主義”在學生運動中表現突出。學生們以“參與性民主”觀念為幌子, 在追求自己無限度的言論自由時, 剝奪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 將自己意志強加于他人。他們打著“參與性民主”觀念的旗號, 標榜自己受到崇高的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指引, 具有老一輩所沒有的一切美德, 超道德主義成為他們為自己所作所為辯解的理由, 導致伯克利大學生道德水準大幅度滑坡象。在政治上, 學生們開展淫穢語言運動, 學生運動從非暴力逐漸轉向暴力行動。在個人生活中, 偷竊和不誠實的行為在激進學生中成為平常事。伯克里自由言論運動勝利后, 伯克利市犯罪率攀升, 強奸案頻發, 學生們在快樂原則中顛覆父輩遵循的傳統性行為模式。隨著老一輩人在青年一代更加“高尚的道德”面前“俯首稱臣”, 美國傳統道德觀和價值觀出現了“真空”, 給嬉皮士等亞文化可乘之機, 導致道德相對主義泛濫成災。總之, 伯克利學生運動降低了整個國家政治倫理水準, 成為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騷亂的前奏11。

        代際反叛中的“異化”思想還催生了虛無主義, 即父輩教導的一切都是錯誤的:父輩傳遞的價值觀、哲學思想和立場態度, 以及美國文化賴以存在的基石, 從根本上說都存在弊端。劉易斯·福伊爾認為, 這個意義上的虛無主義是反文化的, 因為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統一體, 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作為某個社會成員的個體所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 虛無主義所指向的就是從根本上對整個文化傳統和遺產予以否定。虛無主義者為了摧毀一切傳統, 成為最具破壞性的一代人。他們反對自己生活其間的美國、美國政府、自由派、溫和派與和平隊, 也反對作為美國社會縮影的大學機構;他們反對父輩認同的一切:父輩贊同美國政府的越戰政策, 他們贊成和平、反對戰爭;父輩對共產主義持批評態度, 他們拒絕對共產主義者說“不”。植根于代際反叛中對父輩的仇恨使他們把摧毀父輩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視為至高無上的終極目標11。

        劉易斯·福伊爾從代際反叛理論出發對青年學生運動的分析, 代表了很多人的觀點。他們大多從自由主義民主立場出發, 主張維護現存體制和既有秩序, 對學生運動的非理性和破壞性后果進行了嚴厲批評。他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學生運動的即時觀察成為后來批評者認知60年代學生運動的主要理論源泉和參照物。

        三新左派學生運動后遺癥

        在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的筆下, 60年代學生運動行動主義者是一些不成熟、幼稚、無知和放縱自我的青年;他們吵吵鬧鬧、抱怨種族歧視、要求特別對待;他們是一些具有暴力傾向、缺乏教養和決心摧毀美國民主制度的沒有愛國心的激進分子;他們還是一些對“自然的生活秩序”12和上帝進行挑戰的沒有道德感的人;他們是一些具有顛覆性和破壞性的知識分子, 污染了那些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下層階級的思想和觀念;他們更是那些支持福利制度、同情惰性十足、不愿工作、不思進取的烏合之眾的自由主義斗士。總而言之, 激進派行動主義者就是要將這個世界徹底推翻, 來一個全局改觀式的革命改造13。

        運動結束后, 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新左派激進行動主義者及其給美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性后果進行了更全面、辛辣、尖銳和無情的批判。他們指責新左派倡導的“參與性民主”觀念和追求結果平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不現實, 譴責從反主流文化運動衍生而來的“新規則”, 如女權主義、同性戀者的權利、性自由以及合法墮胎等對當代美國政治文化生活產生的破壞性影響。

        丹尼爾·貝爾認為, “參與性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善良的平民主義信念, 因為它不僅聲稱普通民眾應該擁有駕馭影響其生活決策的能力, 還天真地斷定, 人民是進步的, 通過“參與性民主”, 人民多多少少可以擺脫“精英人物”等惡勢力的控制。但是, 他們很少想到, 人民可能是反動的, 或者是頑固的。“參與性民主”暗含著平民主義的烏托邦和威權主義的可能性14。說它是平民主義的, 是因為它帶有強烈的反精英色彩, 它所強調的人民意志和民意只是烏合之眾的多數人的一種沖動的、盲目的、隨大流式的情感宣泄, 并非真正的民意或多數人深思熟慮的意見。說它是烏托邦, 則是因為新左派尋求建立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之國”。事實上, 對于任何較大規模的政體來說, 直接民主都不可行15。對于現代美國社會來說, 這種平民主義烏托邦除了會破壞美國多元民主政治制度以外, 毫無益處。尼斯貝說, “參與性民主”只會創造“根源于時髦或一時流行的狂熱、屈從于反復無常的奇想”的烏合之眾, “它很容易圍繞某一個議題或人物而形成, 缺乏時間、傳統和慣例所能提供的那種凝聚力”。這會導致《憲法》意在避免的稍縱即逝的多數和利普塞特批判的大眾運動16。

        歐文·克里斯托爾則將源自“參與性民主”觀念的70年代公司革命視為一場隱秘的社會主義運動。他指出, 60年代“參與性民主”中體現的平民主義思想是對自由主義的反動, 隱含著“對法律、秩序和文明的‘純’形式的雅各賓式的蔑視”。雖然在公司革命的進程中, 源自進步主義的平民主義思想具有改良性質, 但“他們繼續用‘進步主義改革’的語匯, 是要將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觀念‘福利國家’引向新的經濟體制, 實現許多左派主張的傳統意義上的反資本主義目標17。克里斯托爾認為這種“新政治學”影響力不容小覷。這個“新階級”打著平等主義的旗號, 不是要真正保證普通民眾擁有平等的權力來決定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 而是要推翻美國國父們創建的資本主義國家及與自由民主體制相一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17。

        歐文·克里斯托爾等人還指責, “參與性民主”觀念不僅導致1972年美國民主黨向左轉, 還使源自“偉大社會”改革的各種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運動在美國社會泛濫成災。他認為, 將絕對平等置于機會平等和個人自由之上是對美國傳統信念的背叛, 是對代表制民主合法地位的沖擊和挑戰。在此信念下, 以“紐約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源于“偉大社會”的肯定性行動計劃、對少數族裔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傾斜政策以及配額現象進行了抨擊, 對那個時代揮之不去的“文化反叛”尤其是婦女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極為仇視。

        歐文·克里斯托爾指責60年代的文化反叛將摧毀美國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根基。他說:“在一個傳統資產階級美德受到嘲笑、男女亂交、同性戀、毒品和政治恐怖主義受到推崇的文化氛圍中, 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18丹尼爾·貝爾也對反主流文化意欲砸破一切條條框框和道德準則的“敵對文化”感到憂心忡忡, 擔心“這種意識上的變革———價值觀和道德倫理上的變革———將推動人們改變既有社會秩序和體制”。他指出:“反對遵從道德法規的態度使人陷入‘我向主義’, 結果疏遠了與社會的聯系以及與他人的分享, 這個社會的文化矛盾就會缺乏一個根深葉茂的道德信仰體系, 這是對社會存在最深刻的挑戰。”19

        歐文·豪指責年輕人對美國社會的反應過于激進和片面, 說年輕的激進派“坦然接受美國社會‘賦予’他們的一切, 卻沒有任何改變這個社會的想法和期待;他們設置一種個人與眾不同的模式”, 通過演講、衣著和外表施加影響, 提出“如果不能改變 (社會) , 他至少能夠使這個社會暴怒”。他指出, 這種方式注定要失敗20。

        批評者指出, 青年人倡導的反主流文化與無道德的享樂主義的“調情”, 破壞了那些教育程度低、經濟不穩定的美國人脆弱的文化和宗教準則, 使其容易成為破壞行為的犧牲品。60年代最可怕的遺產就是文化的崩潰, 導致了一個無法無天、沒有道德感的下層階級的興起21。《新標準》執行編輯羅杰·金博爾在題為“反思文化革命”的十集系列文章中宣稱, “60年代激進解放者的要求已經……在全社會取得了勝利。它們已災難性地潛入到我們學校和大學的課程表中, 戲劇性地改變了兩性關系和家庭生活的肌理, 極大地破壞了教會的權威和道德智慧的基石, 削弱了公民美德和民族精神, 使媒體和娛樂業墮落, 損壞了那些保存和傳播高雅文化的博物館和機構,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 它們甚至把我們內心深處視為美好生活的設想攪亂了”22。“紐約知識分子”對60年代激進運動的批判不可謂不尖銳。

        四“文化之網”中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的認知

        及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新左派學生運動的批判中, 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對于激進學生在大學校園的各種反叛行為特別反感和憤怒, 對于學生們蔑視學校權威、褻瀆學術自由、將政治活動帶入大學校園這個神圣殿堂的言行感到無法容忍, 對學生運動試圖推翻美國自由民主體制、破壞傳統價值觀、道德觀、摧毀美國文化的根基深惡痛絕。

        新文化史學者指出, 歷史意義的建構因為建構者個性和學識的差異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個體差異是由個人社會背景、文化環境、學識、文化積淀、教育程度、學術修養、世界觀等多種因素決定的, 這些因素構成了皮埃爾·布爾迪厄所提出的“社會資本”。克利福德·格爾茲曾經寫道:“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的網中的動物, 我認為文化就是那些網。”文化表現為“一種歷史傳下來的, 體現為符號的意義模式, 表現為一系列由符號形式表示的繼承下來的概念。人們憑借這些符號形式傳達、固定、并發展自己關于人生觀的知識”23。事實上, 每個人背后都有一張所謂的“文化之網”, 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關于新左派學生運動的種種談論和記憶不僅與個人信仰和生活經歷有關, 與其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地位有關, 也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思潮有關, 更與他們所在的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

        以上批評者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開始活躍在美國思想文化界的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 是日后成為新保守主義陣營中思想和文化領域最重要的人物。歐文·克里斯托爾回憶說, 他和歐文·豪、丹尼爾·貝爾和內森·格萊澤等身世頗為相似, 大多出身貧寒, 是講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移民的第二代, 成長于大蕭條時期。對于這些在紐約貧民窟中長大的窮孩子來說, 他們本能地支持新政。二戰時曾從戎當兵, 都畢業于同一所大學, 即號稱“無產階級的哈佛”的紐約城市大學。他們向往革命, 期盼革命, 試圖通過參加革命性的組織來理解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周圍世界。他們求知欲極強, 并且熱切關注各種社會、政治和哲學問題, 充滿意識形態激情。當他們決定信仰時, 問的只是“何種激進主義”24。

        大多數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雖然曾經是激進派, 追求改革與革命, 但后來又迅速撤離了激進派陣營。對此轉變, 歐文·豪強調說, 這些人經歷過對共產主義的幻滅感、麥卡錫主義的沖擊以及戰后和平年代的繁榮。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們變得更加成熟, 所以猶太知識分子隊伍中保守主義因素得到了發展25。二戰后的猶太人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在新的文化高地獨領風騷, 尤其是猶太裔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開始成為美國知識分子中的“權勢集團”, 成為這個國家“最具權威性的公共道德家”26, 代表著美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他們紛紛踏進曾一度向他們關閉的學術機構的大門, 在大學謀得了職位。1946年, 耶魯大學還沒有一個有教職的猶太教授。到1960年, 這所大學260位全職教授中有28個猶太人27。丹尼爾·貝爾和內森·格萊澤進了芝加哥大學, 歐文·豪進了布蘭代斯大學。到20世紀50年代, 他們以自己的才能和活力在文化領域所向披靡, 成為美國自由主義思想界的中堅力量, “占領著文化高地, 并經常界定文化爭論的術語和范圍”。隨著他們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對“高雅文化”的支配, 他們也逐漸遠離左派激進主義立場, 失去了其政治上的激進色彩28。

        他們的轉變也受到戰后整個自由主義知識界趨于“保守”的影響。這種保守性主要表現在大多數自由派知識分子締造了戰后的自由主義共識。他們受到神學家、社會批評家和政治思想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和錫德尼·胡克的影響, 開始懷疑一切意識形態的烏托邦, 懷疑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 懷疑馬克思主義, 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和可能性有了新的認識”, 開始更為欣賞美國民主的實用主義, 認為捍衛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價值觀念至關重要, 這些觀念才是思想自由的根本29。總的來說, 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尚“佇立在生活邊陲、渴望著踏入門檻”的“外省青年”一旦“獲得新生”30, 立刻就成了他們過去所鄙棄的世界的堅定捍衛者, 成為戰后自由主義共識的支持者。

        他們一方面堅持必須對美國社會進行改革, 一直支持民主黨和羅斯福新政;同時, 他們又視自由民主和美國民主制為進行社會變革的最佳框架。內森·格萊澤在1970年回憶說:“我們珍視這個國家, 珍視它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 珍視它處理復雜的國內問題的能力以及它維持民主程序的穩定性、進行社會變革和自我矯正的能力。”31另一方面, 由于敵視斯大林政權和共產主義, 他們從一開始就支持尼布爾和小施萊辛格的冷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冷戰時期反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斗爭”中, “紐約知識分子”一直是其中的主將。

        他們曾信仰過馬克思主義, 支持新政關于社會福利的有關政策, 主張在體制內進行適度改革, 清除美國社會中不公正和非正義的現象, 但他們不能容忍充滿好戰情緒和暴力傾向的黑人權力運動、白人青年學生反叛分子在校園內外發起的各種反對美國現行體制、權威機構和主流文化的“大拒絕”。

        他們尤其不能容忍激進學生對大學這個神圣機構的破壞和褻瀆。對這些名牌大學的教授和學者而言, 大學無異于他們的第二個家園, 甚至比家庭更重要。這些猶太移民的后代就是通過上大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大學還是保護思想自由傳播和進行研究的理想場所, 是他們理想國的縮影。正像他們視美國為抵擋蘇聯威脅的世界保衛者一樣, 他們把大學看作保衛美國、抵擋國內文化和政治中更為危險的非理性因素的陣地。總之, 大學對他們來說, 不僅是他們安身立命、教書育人的場所, 更是他們的理想所系。學生的造反恰恰擊中了他們價值觀的心臟地帶。隨著學生運動由抗議到抵制再到反叛而變得越發激進和失去理性, 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喪失師長權威的悲涼, 還有理想受到破壞之后的憤怒32。

        他們還認為反主流文化運動三大標志性特征———吸毒、搖滾音樂和性解放———是“另類”的“敵對文化”, 將腐蝕美國傳統價值體系;他們譴責青年學生的反戰運動將嚴重削弱美國與共產主義斗爭的意志。對于激進學生全方位挑戰美國權威機構、喪失對美國自由民主體制的信心、摒棄美國社會賴以存在的根本信念, 他們感到痛心疾首。

        所以, 他們成為最早對學生運動做出反應的人群, 也是對其進行最嚴厲批判的一群人。他們認為, 從60年代開始, 在“新文化”的沖擊下, 美國人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兩性關系和性觀念、文化價值觀等等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激進政治運動與反主流文化運動中體現的反權威、反體制、反中心、反道德絕對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思想觀念日益成為人們觀照自己生活和周圍世界的參照物, 有些甚至逐漸為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 成為美國主流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這正是“紐約知識分子”最為擔心的。他們擔心這些世俗的價值觀在逐漸銷蝕、直至完全取代美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和宗教價值觀之后, 美國社會將失去其最后的精神支柱, 美利堅文明也將因此遭受滅頂之災。

        作為曾經受到經濟剝奪、感受過文化疏離的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群體來說, 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所歸順和認同的主流文化遭遇合法性危機時, 毫不猶豫地承擔起守護新文化家園的任務。為了得到主流社會的承認和贊賞, 他們還迅速調動其進行批判的聰明才智 (1) 。他們對新左派學生運動方方面面的批判, 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價值觀和文化觀以及擁護美國體制和維護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愛國主義情感, 體現了他們向新保守主義轉變過程中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 以及他們轉變后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和為自己成為主流社會重要一員身份辯護的需要。德國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認為:“人是有歷史的動物。”33雷蒙·阿隆也認為:“作為社會生物的人只能顯現在一種歷史表象下, 帶有他所屬的那個多變的社會的烙印……”34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學生運動的即時觀察和獨特認知, 不論從內容還是方式方法上都明顯帶有其生活經歷、政治信仰和價值取向的痕跡, 這是一個轉向新保守主義陣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對于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激進運動的一種“言說”方式, 表明了他們維護現存體制和主流價值體系的態度。

        注釋

        1 拉塞爾·雅各比著, 洪潔譯:《最后的知識分子》,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本文中Lionel Trilling根據《英語姓名譯名手冊》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翻譯成萊昂內爾·特里林, 但后面趙一凡先生的引文中仍然保持原文萊昂內爾·屈瑞林。
        3 塔爾科特·帕森斯:“學院體制:一個社會學家的觀察” (Talcott Parsons, “The Academic System:A Sociologist’s View”) , 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主編:《沖突:學生反叛與大學》 (Daniel Bell,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y) , 紐約:基礎書社1968年版, 第171~174頁。
        4 丹尼爾·貝爾:“哥倫比亞與新左派” (Daniel Bell, “Columbia and the New Left”) , 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沖突:學生反叛與大學》, 第93~96頁。
        5 (2) 歐文·克里斯托爾:“重建大學的另一種途徑” (Irving Kristol, “Another Way of Restructing the University”) , 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沖突:學生反叛與大學》, 第150~153、153~155頁。
        6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革命與反革命” (Zbigniew Brzezinsk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 , 1968年6月1日, 第23~25頁。
        7 (5) 內森·格萊澤:“伯克利的‘學生權力’” (Nathan Glazer, “Berkley’s‘Student Power’”) , 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沖突:學生反叛與大學》, 第6~7、17~19, 6~7頁。
        8 丹尼爾·貝爾:“哥倫比亞與新左派”, 第72~75頁。
        9 喬治·凱南:《民主與學生左派》 (George Kennan, 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 , 紐約:班頓書社1968年版, 第190~191頁。
        10 歐文·路易斯·霍羅威茨:《斗爭就是一切》 (Irving Louis Horowitz, The Struggle Is the Message) , 伯克利:格蘭德薩利出版社1970年版, 第23頁。
        11 丹尼爾·貝爾:“哥倫比亞與新左派”, 第95頁。
        12 (4) 劉易斯·福伊爾:《代際沖突:學生運動的特點和意義》 (Lewi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 , 紐約:基礎書社1969年版, 第5、407~412頁。
        13 (2) 劉易斯·福伊爾:《代際沖突:學生運動的特點和意義》 (Lewi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 , 紐約:基礎書社1969年版, 第449~500、501~503頁。
        14 指對位居美國社會上層階級的白人男性地位的挑戰。
        15 戴維·德利昂:《來自20世紀60年代的領導者》 (David DeLeon, Leadersfrom the 1960s) , 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4年版, 導言第xvi頁。
        16 尼爾·約蒙維爾:《至關重要的十字路口:戰后美國的紐約知識分子》 (Neil Jumonville, Critical Crossing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 , 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第186~193頁。
        17 呂磊:《美國的新保守主義》,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66頁。
        18 奈杰爾·阿什福德:“新保守主義與新階級:批判性評估” (Nigel Ashford,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Class:A Critical Evaluation”) , 《社會學評論》 (Sociological Notes) 1986年第3期, 第5頁。
        19 (3) 歐文·克里斯托爾:“美國的公司制資本主義” (Irving Kristol, “Coporate Capitalism in America”) , 轉引自菲利普·艾伯特:“理解‘新保守主義’” (Philips Albert, “Understanding‘Neo-conservatism’”) , 《政治》 (Polity) 第10卷第2期 (1977年) , 第269、269~270頁。
        20 歐文·托爾:《美國民主思想》 (Irving Kristol,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 , 紐約:哈珀羅出版社1972年版, 第29頁。
        21 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社會預測中的風險》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 紐約:基礎書社1973年版, 第526~531頁。
        22 歐文·豪:“‘左派分子’的新風尚” (Irving Howe, “New Styles in‘Leftism’”) , 《異議》 (Dissent) 1965年夏季刊, 第295~323頁。
        23 大衛·法伯、貝斯·貝莉主編:《哥倫比亞指南》 (David Farber and Beth Bailey, eds.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 in the1960s) ,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9頁。
        24 羅杰·金博爾:“對文化革命的反思” (Roger Kimball, “Reflections on a Cultural Revolution”) , 分十個系列登載在《新標準》 (The New Criterion) 第16卷第1~10期 (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 上。上面的引文出自他這個系列的第1篇文章“美德瘋狂了” (第16卷第4期) , 第4~11頁。
        25 格奧爾格·伊格爾斯著, 趙世玲、趙世瑜譯:《歐洲史學新方向》,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207頁。
        26 歐文·克里斯托爾:“一個托洛斯基分子的回憶錄” (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 《紐約時報雜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77年1月23日。
        27 歐文·豪:《我的父輩的世界》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 紐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6年版, 第604~605頁;托馬斯·戴伊著, 梅士、王殿宸譯:《誰掌管美國:卡特年代》,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第169~171頁;趙一凡:《屈瑞林與紐約文人的時代》, 《讀書》1987年第8期, 第122頁。
        28 大衛·霍林杰:《科學, 猶太人與世俗文化:20世紀中葉思想史研究》 (David Hollinger:Science, Jews and Secular Culture:Studies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 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頁。
        29 丹·奧倫:《加入俱樂部:耶魯猶太人歷史》 (Dan A.Oren:Joining the Club:A History of Jews at Yale) , 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8頁。
        30 拉塞爾·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 第69頁。
        31 呂磊:《美國的新保守主義》, 第36~37頁;丹尼爾·貝爾著, 張國清譯:《意識形態的終結:五十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77頁。
        32 見萊昂內爾·屈瑞林為詹姆斯小說《卡薩瑪西瑪公主》1984年版所作的序言, 轉引自趙一凡:《屈瑞林與紐約文人》, 《讀書》1987年第8期, 第124頁。
        33 轉引自約翰·埃爾曼:《新保守主義的興起:知識分子與外交事務 (1945-1994) 》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 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第35頁。
        34 呂磊:《美國的新保守主義》, 第67頁。
        35 拉塞爾·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 第79~80頁, 文字上稍有改動。
        36 威廉·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 何兆武主編, 劉鑫等編譯:《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第393~394頁。
        37 雷蒙·阿隆著, 馮學俊、馬洪緲譯:《論治史》,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第22頁。

        謝文玉.第二代“紐約知識分子”對新左派學生運動的批判[J].史學月刊,2019(08):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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